【港深同城化】深圳持续改革动作频频 经济融合 香港唯一出路
深圳经济特区明天（10月14日）举行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或再推进港深合作。应邀出席庆祝活动的特首林郑月娥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表示不介意被指深圳GDP已经超过香港，又相信两地未必直接竞争。无论如何，深圳的增长势头不容忽视，当下正是以深圳为镜，反观香港得失之际。
随着皇岗大改造、5G全覆盖、湾区城际快轨等大型项目的落实，深圳正在进行产业结构重组，并朝着新的方向大步跃进。面对深圳近期改革的大动向，香港应该怎样认识这位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其改革发展又为香港带来什么危机与转机？而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机遇？
“1979年1月15日、16日上午，我从广州坐火车到香港，经过深圳，当时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到了边防，是一个木头房子，然后我下去检查通行证，走罗湖火车桥过来香港。那年，我十岁。”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这样形容对深圳的第一印象。
第二次去深圳已经是八十年代，洪为民当时陪母亲去深圳人民医院看病。“到了罗湖，坐两个站就到人民桥，人民桥再往外就是郊区了。市区只有罗湖那一点，可能还有蛇口周围。”
“九十年代就开始不一样了。罗湖很多针对香港人的消费活动开始出现，翻版碟、按摩店、饭店等等。皇岗也逐渐开始发展。”洪为民回忆道，“突然间，市民中心、丽思卡尔顿、会展中心接连建好了，福田的景观突然变得不一样。当然，比起香港，今天的福田仍然是落后的。但是再后来，南山的开发就比香港好了很多。”洪为民认为，深圳四十年来的城市建设以区块化发展的模式展开。而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建”起这样一座都市，其一在于基础较为简陋，有较大的空间发展；其二则归功于施政者与时俱进的规划眼光。
以皇岗大改造为例。皇岗口岸是配合广深高速公路建设新开设的口岸，1985年5月开始建设，1989年12月29日货运部份启用通车，1991年8月8日客运部份开通使用。1994年11月3日起，开辟两条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2003年1月27日零时起，皇岗口岸实行旅检通道24小时通关。
皇岗口岸重建采用“三步走”：第一步，建成临时旅检口岸，设计通关流量每天3万人次，这一步已于今年5月竣工并移交；第二步，拆除现口岸旅检区，重建范围占地17.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22万平方米，涉及15个用房用地单位，拆除工作于8月底完成；第三步，按照“功能复合、适度超前；面向未来、空间重构”的原则重建新口岸。新口岸定位为“一地两检”纯旅检口岸，取消货检功能，释放土地约50万平方米，用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方区域开发。
洪为民分析，这一规划不仅能解决多年前规划的盲点，同时有意为深圳未来发展夯实基础。“皇岗口岸位于市中心，各地来的货运都要经过这里进入香港，其实并不合理。反观深圳湾，规划之初的目的在于货运，但在疫情爆发之前，货运量只有容纳量的40%，而过关人流却达到承载量的三倍。这是因为十几年前规划时没有想到，其实今天没有那么多货运需求，而人员往来反而更加密切。”
8月7日上午，深圳市政府举行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国际开放创新中心的若干意见》政策吹风会。深圳市福田区区长黄伟在会上介绍，尚处于规划期间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位于福田区中南部，拥皇岗、福田两个口岸，背靠香港“河套地区”。而皇岗口岸的重建亦为配合合作区建设，有利两地科技人才往来。
为了完善合作区深圳园区的配套支持，黄伟表示：“我们在它的周边南华村开展一个旧村改造，2,800多套房，短短15天内签约率达到99.6%，可以说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这个村及旁边赤尾村改造，将会为合作区深圳园区提供大批人才住房及服务空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把目前合作区深圳园区范围内的土地空间留给科研创新、留给中试转化和产业发展。”
深圳施政，高瞻远瞩
主要从事城市化、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教授沈建法指出，包括皇岗大改划、5G全覆盖及湾区城际快轨等项目，实则是在做非常有远见的准备工作，为深圳后续打造高端科创城市、“中国矽谷”提供必要的基础建设。
“国家希望深圳能够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并且在未来继续发挥这个作用。因此在战略部署上具备高瞻远瞩。”沈建法解释。在八、九十年代，深圳以制造业为主的加工业作为主要产业。随后，通过电子产品制造加工、金融、互联网等行业发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但是，随着全国经济发展，背靠香港发展起来的深圳正在失去它的优势。成本变高、港商北上，这个时候，下一步怎么办成为深圳政府开始思考的问题。”洪为民说，“他们于是提出‘自主创新’。”
“其实深圳做科技并没有很强的基础。”洪为民分析，深圳只有一所深圳大学，既非“985”，也非“211”（985和211指内地重点工程院校），也缺乏具备科研优势的实验室，“但深圳市政府下决心，通俗讲就是‘钱多胆子大’，硬生生做出来。”通过资金场地补贴、税务退回和一系列人才政策，深圳留住大批科技创新企业与人才，同时亦成为科技产品的主力市场。“不同于北京等地区，深圳的创新来自企业的创新。华为、中兴、比亚迪、大疆等品牌，都在深圳成功。”
“没有人有水晶球可预见未来发展，而改革需要这样的魄力。”洪为民直言，深圳在科技领域的发展之所以有如今地位，与领导人的决策密不可分。前任深圳市长许勤乃理工科出身，曾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发展司信息产业处处长；前任市委书记马兴瑞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航天总公司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们在相关领域有一定经验，但要怎么做科技产业，也是在一步步探索中实现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主要领导有意识，事情就好做很多。”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深圳亦存在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医疗、教育资源稀缺，房价日渐高企、环境问题突出……“一个从无到有的城市，四十年发展成这样，中间固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洪为民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亦需要政府的决心与恒心。
“当下由于疫情和中美关系，深圳的GDP（本地生产总值）总量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还愿意去做对财政收入无益的环保、医疗和教育，就要看主要领导有没有决心。”谈及这个问题，洪为民不无担忧，“我希望他们有这个眼光。现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以民为本，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香港因循，固步自封
香港可以从“深圳模式”中学到什么？对此，洪为民坦言：“我们没有办法学。”他解释道，深圳和香港是高度互补的城市，香港无能力借鉴深圳“从无到有”的建立模式，而深圳亦不可能学习香港的制度、法制与金融环境。
“更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在面临怎样的困境？应该怎么解决？”洪为民认为，香港的税务制度对资本极为友善，没有资产增值税、遗产税、股息税，在此前提下，香港天然地对金融资本具有很大吸引力，使得金融行业能够在香港高度发展。目前，香港就业人口将近400万，其中从事金融及会计、法律等配套服务的就业人口高达近30万。“再加上17万公务员、20多万老师等等，这近70万人高高在上，坐在金字塔顶端，而其他人在香港的发展机遇是非常局限的。现在人们经常说大湾区为香港年轻人带来就业机遇，我会说，你千万不要骗这些年轻人。”
洪为民将香港年轻人分为三类，以佐证自己的看法。第一类即金融及配套服务专业出身的精英人才，“没有大湾区，他们都活得很好；有了大湾区，他们有更大的市场，将香港的服务卖给大湾区。”第二类则是工科出身的年轻人，往往在公司做打工仔，薪资的天花板大概五万元。“这类人去大湾区的确有很多机遇，打工可以去华为、中兴，也可以自己创业。”
第三类人则是人文社科出身或没有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其中，大专、IVE（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这帮人可能会在大湾区有比较好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弱势是英语不行，那么大湾区的工作机会对此可能要求不高。”然而，如果是人文社科出身，尽管大湾区也有文化创意产业，但毕竟与香港文化存在隔阂，香港年轻人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同样，中六毕业在香港从事服务业、零售业的年轻人，前往大湾区寻找机遇的希望亦相当渺茫。
“香港的问题不能丢给大湾区解决。”洪为民一语中的，“曾经，香港的创意文化产业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如今我们的电影、音乐几乎都成了一潭死水。政府需要负责任地为年轻人考虑，尤其是在文化创意设计等领域，让这些人能够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对金融资本的高度友善亦导致了香港的主要社会问题：资产分配不均，简言之，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一方面，我们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很多老人要捡纸皮，很惨；一方面又说不能加税，保持低税率。那么，钱从何来？”洪为民问道。他认为，香港急需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过去的制度、模式使我们发展至今，但现在显然出现问题，就不能再自以为是，认为世界上大部份先进地区所接纳的模式就是好的，就固步自封。”
而停止固步自封的关键在于调整政府的施政思维。洪为民解释：“香港要思考的事在于，为政者决不能以选票为优先考量，而应该关心市民的福祉。”他不赞同当下社会广为流传的“民意授权”、“如果所有东西都用民意授权，用公投来解决，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领导人，而是一个机械人。”领导人的主要责任在于作出决策，尽管部份决策可能在短期内并不受欢迎，但具有长远意义。
“要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担当，同时广开言路，虚心学习。”洪为民以深圳为例，指出深圳的探索之路艰难曲折，却不断调研、不断尝试，并有很广泛的调研对象。“他们常来问我，香港的营商环境何以如此成功？有哪些经验是深圳可以参考的？反观我们自己的政府，总是在说‘我们行之有效的什么什么政策’，没有反省，亦没有思变。”
如何思变？洪为民提及近日让他感到甚为荒谬的防疫政策，“卫生署长要大家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去了哪里、乘坐哪辆出租车、在哪里吃饭等等。”他笑道。诸如此类的政策设计背后，实则显示出政府运作因循守旧，脱离时代需求。
“随着时代变化，市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在变化。既然可以网上预约，为什么还要去排队？既然用手机拍照等方式收集出行记录这么方便，为什么要求市民写日记？”他质问道，“这些虽是小事，但能够反映在互联网时代，政府的思考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认真想过如何便利市民。”
因此，洪为民指出，如果真的要学习“深圳模式”，不应生搬硬套，而是要学习深圳与时俱进、敢想敢做的施政思维，以解决香港自己的问题。
优势互补，携手向前
沈建法认为，深圳以高新科技为主的发展规划实则囊括了周边包括香港在内的多座大湾区城市。“比如城际快轨，目的就是在于将深圳和周边城市更加通畅地联系起来。而交通便利有助于城市间经济活动、科技交流的有效进行，不同城市间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从而推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他进一步解释，城际快轨带来的联络便利，有利于不同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在考虑到成本、市场等多方面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下，自由选择在不同城市发展。
大湾区的区域发展也因此成为香港不可错失的良机。沈建法表示，多年来，香港与深圳凭借自身的不同优势开展互补合作，有望在未来进一步加强。“深圳在皇岗规划科技园，临近香港河套地区，正是想要借助香港的优势去发展。对香港来说，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利用深圳的发展与优势。”
如何合作并把握机遇？首先是要发挥自身优势。沈建法指出，香港的优势不仅在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优势，而且具备排名世界前列的优秀大学和优质的高等教育，金融行业高度发展，同时亦是联络中国与世界的桥梁都市。
“做科技创新最需要金融行业的支持。”问及香港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时，洪为民这样回答，“一切创新都是有风险的，而金融行业本身就是应风险而生。在这一情况下，香港和深圳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他进一步解释，香港有好的大学和实验室，但研究设计出一个产品后，却很难开出一个模具。“你要做一个模型机去哪里做？去华强北，或者去东莞的工厂，什么材料都可以找得到。”
香港当下的产业结构已然固化，而再工业化亦难实现。“因此，我们要删繁就简。”洪为民观察发现，适合在香港发展的制造业有生物制药、食品加工，这归因于香港品牌在国际上的信誉，同时，这两种产业自动化生产要求不高。“其他东西有没有必要在香港生产，就是一个需要衡量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美国也不把香港当作独立关税区的情况下，很多产业意义不大。”
洪为民憧憬中的香港产业发展是联络内地成立“大湾区公司”，“金融总部在香港，研发总部在深圳，生产总部在佛山，物流通过南沙港或白云机场，不需要走香港。而香港负责做保险与融资等。”
“如果深圳很发达的话，香港一定有更多优势可以利用。”沈建法不赞同当下甚嚣尘上的“深圳发展削弱香港地位”的言论，“下一步，香港应该与深圳有更多交流。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便利措施，促进两地的交流合作。而两座城市实质性的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去找到两地合作的机会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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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2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题《深圳持续改革动作频频 经济融合 香港唯一出路》。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