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合作｜深圳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上）
深圳经济特区明天（10月14日）举行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外界预料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令深圳发展进入新征程。很多人都说，深圳的成功，归功于城市规划得好，它决定了深圳拥有怎样的个性、会形成怎样的规划、将衍生怎样的命脉。一关之隔的香港和深圳，就像是两个个性和命运完全不同的孩子—深圳的血液中带有试验精神，出生时一穷二白，只能摸爬滚打地成长，撞到南墙就回头，走得平稳就继续，不断在探索中前行；香港更似是天生好运，虽不至于含着金汤匙，却总能在危机中化险为夷，根本毋须费力气打拼，就能保有辉煌之地。只是，当原有发展模式愈趋饱和，两地都不得不重整城市规划、推进经济转型时，仍打算“以不变应万变”的香港明显陷入发展困局，而以“滚动规划”和“适度超前”两大原则随机应变的深圳则成功华丽升级。
“香港和深圳很不一样，没有根据城市需求跟进规划。深圳的出生就是为了去探索、去试验，这是它的DNA。它的成长是试验的过程，先计划好该怎么走，错了就改变方向，走对了就继续。当然，之后不会一直这么走，因它会要求自己往前一点。城市（规划）本该是一个巨大的试验池，如何在试验中让每个人生活得更美好，是永恒的课题。”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教授伍美琴在2018年为了研究深圳的空间规划，曾北上住了数月，尔后每每提及当地发展，她都忍不住赞叹，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城市，深圳做得比香港好太多。
怎么个“好”法？一个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仍然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宝安县，农民年均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每天有约两万人偷渡到农民年均收入达1.2万港元的香港，不过，短短四十年间，她一跃成了本地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香港的大都会，甚至被视为“未来之城”。而深圳之所以“好”，绝对少不了“毗邻香港”的天然优势，以及敢闯敢拼的“天然基因”—1979年，宝安县升级为深圳市，并配合改革开放政策，在翌年设置深圳经济特区，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寄语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则说“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于是，两种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便在深圳特区得到了直观的交锋，也因而迸发意外的惊喜。
不过，即使“毗邻香港”又“敢闯敢拼”，如果没有一套适时更新、对症下药的城市规划，深圳就不可能成功。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院长王富海曾经向《香港01》解释说，深圳的发展并非倚靠一张完美蓝图，而是以“滚动规划”为原则，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城市规划—因为五年的周期，能够保证城市需求被“适度超前”，但又不致“过度超前”。伍美琴也向《香港01》指出：“早期的深圳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就学习香港，也走出去看不同的地方—这有点像新加坡，新加坡独立之后就会到别的城市去学习不同的东西，用以学习借鉴。”1984年，深圳虽被规划成“世界级先进城市”，但事实上，由于过去实行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深圳一时之间的确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自主发展。
在一筹莫展之际，深圳市领导去了新加坡、香港等地，借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如预留大面积的绿化土地、提早规划地上轻轨等。2000年后，面对高科技城市的转型目标，深圳再次走出国门，学习美国矽谷的精神，将生态环境、产学研一体化及创业友好氛围融入城市规划中，这便有了吸引大批年轻人创新、创业、大展拳脚的舞台。反观香港，市场仍是倚靠金融服务业及地产业，其他产业几乎毫无进展，未能表现出其创新力。如此“食老本”不识变通，将会面临“坐吃山空”的局面。
“对于城市的建设、规划来说，没有‘一本通书读到老’可言。现在的城市有太多问题，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解决。”伍美琴以本港休憩公园为例解释，建造公园的初衷是提供市民休息空间，但随着经济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公园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希望公园成为一个具生物多样性的绿色空间。问题是，无论是新加坡或深圳政府，总能在人们的需求变化前就及早调整规划，以满足人们的生活追求，香港政府却是在需求已经出现变化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临急抱佛脚”，苦苦“追落后”。
大胆创新成发展驱动力
为什么香港总是“落后形势”？因为港府总是分不清什么是城市发展的“真问题”。在《城市规划：从终极蓝图到动态规划—动态规划实践与理论》一文中，王富海指出，认知城市需要寻找出其中的三类问题：一是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模式下相伴而生的“非问题”；二是过于注重物质秩序而破坏生活秩序、颠倒黑白的“伪问题”；三是基于主观处置不当而产生的“真问题”。王富海说，规划要针对的是“真问题”，先找出症结，再对症下药。
以深圳为例，在前进的过程中，也曾遇到“系列症候群”这个大难题，例如景观大道斗气派、公共空间斗奢华、整洁街面斗一律、N旧改造斗根除、公建高配斗面子、大件招商斗规模等等，但王富海认为，在“规划”和“实施”中出现偏差是正常的，因为现实情况往往比较复杂，关键在于面对“偏差”时，敢于本着“规划良知”行事、触及既得利益结构、及时修正问题，就能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不像香港，瞻前顾后、懒于改变，城市难免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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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美琴也表示，深圳既大胆又创新，即使出现问题，也愿意正面处理，这也是其成功的“核心竞争力”。她比较香港和深圳的城市规划策略，认为两地的规划处于不同层次，而由发展局主导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下称《香港2030+》），只是将现有政策重复再重复，从而拼凑堆叠出一份看似“宏观”的蓝图，实则是一份具体部署不清、部门权责不明的文件。
“我批评（香港）政府这样所谓的‘规划’二十几年了，他们不听的。深圳的规划有很多政策包含在内，也有相应反省与回顾，将不同面向的政策放在一起。虽然他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各个政府部门未必会百分百按规划去落实，但起码能理顺不同政策部门的职责。五年的短期规划和每年的推行规划并行—也就是滚动规划，可令长短期规划互相制衡，互相推动落实。”每每提及香港政府的规划部署，伍美琴总是“恨铁不成钢”，并为香港长久缺乏主动改变的动力感到忿忿不平。
她从历史角度解释，新加坡被迫独立之时，为了担起“独立国家”的担子，没有办法，只能在一穷二白时找出一条路带领人民走下去；深圳也是这样，“无端端”被冠上“经济特区”名号，除了“杀出一条血路”外别无选择。
“你回头看香港，简直是我们广东话中说的‘死好命’，就是命好。日本战败后也就得过且过，从未想过香港今后该怎么发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多资本家、工人及传教士一下子涌进香港，政府什么都不用谋划啊，这些人自己起工厂、做医疗、做慈善，就这样香港慢慢起步⋯⋯你说我们政府是不是真的‘死好命’，每次灾难都是这样。”伍美琴说。
回顾香港的历史，似乎真是如此，每次出现危机时，香港都能凭运气转危为安，如2003年“沙士”（SARS）肆虐，全港经济遭重创后，内地“自由行”政策出炉，不仅挽救了整个旅游服务业，还令这项产业成为了本港经济支柱之一。然而，“死好命”还能够帮香港走多远呢？伍美琴以大湾区举例说，新加坡和深圳因为它们的“个性”和DNA，遇到机会便想紧紧抓住，而在大湾区这个机遇面前，香港却没有觉得应该借此机会“大展拳脚”，只是“坐等”好事自己到来。继续阅读︰港深同城化｜深圳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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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2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8月31日）, 文章原题《深圳在跌撞中“螺旋式”前进 香港还能凭“死好命”走多远？》。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