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看不见的病毒：贫穷与不公（下）
7月上旬，刚卸任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专员的阿尔斯通（Philip Alston）发表有关贫困现象的研究报告。尽管文中批评世界银行等国际管治组织，在过往灭贫政策的“成效”只是用上错误指标，而得出脱离现实的结果，但他同时亦在后疫情的阵痛期，为各国开出一剂社会工程的药方，望能切合社会改革所需。阿尔斯通提出的通则搬字过纸，全球通用，特区政府亦可视为原则性的建议，修缮陈旧的管治哲学。
改革社保制度的通则
过去一年多，世界各地示威、骚乱此起彼落，由香港至智利、黎巴嫩到法国、伊拉克至美国，不论社会贫富，皆可见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程度有增无减，完全将社会长年累积的种族、性别、宗教、阶级等差异化成愤怨，并在街头的怒火中呈现。
正如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如果社会保障的底线早已建立，那数以亿计得不到医疗、食物、住房及基本安全保障的人，就可以避免承受最坏的后果”。虽然阿尔斯通的判断和建议，已无法抚平目前各场社会运动的伤口，但是港府亦可视之为社会改革的原则，未雨绸缪。
如同阿尔斯通所言，这种重量不重质的灭贫标准和眼光，理应被普遍的社会保障取代。首先，灭贫政策须有其必要的规范基础，意即与保障社会人权联系起来，成为政府施政的不变责任，而非可变的政策选项；其次，本港长年依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来构建经济和资源分配的无形经济秩序，惟社会的财富增长，大多都流向最富有的阶层，其本质就是经济丛林法则，根本不符合社会保障政策强调扶助弱势的优先次序。
社保是政制稳定基石
对比一世纪前，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物质水平虽然已有飞跃进步，而大规模饥荒亦成为历史，但如上文提及，随着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进步，民众对“基本生活”的理解，早已不是上世纪以蕃薯充饥、家住茅屋的生活水准，而是要有适足住屋面积、可负担的医疗保健等，才能满足适切的生活水平，故社会保障的范围和深度，亦不能落后于时代一成不变，否则从政者只会错判社会当下的需求，错过解决社会矛盾的时机。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3年推出新政，其主轴之一—救济穷人与失业人士，不但首次确立组织工会和工人劳动的权利、也催生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等沿用至今的社会保障体制；另一次则是1945年，西欧多国相继摇身一变成为福利国家，推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民众提供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安全网。这两大社会工程虽然同是缓解民众物质匮乏的问题，但其改革动力却是源自社会动荡。一如1919年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诞生于威玛共和国在一战后摇摇欲坠的经济结构，群众的极端政治思潮，乃经济危机共生之物。这才迫使决策者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及1939至1945年的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刀阔斧改造社会保障体系。
上文节录自第222期《香港01》周报（2020年7月13日）《看不见的病毒：贫穷与不公推动社保新政 提升扶贫成效》。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周报，或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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