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反思．二】大企业沦“公敌”　利益持份者模式成出路？

美国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金融化”；与此同时，“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管治模式全面占据了上风。然而，如上文提到的，这一整套制度安排带来的政策后果也是全方位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社会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出现了动摇。不少人将2008年金融海啸的发生归咎于企业和财团的贪婪及商业掠夺性行为，而在危机发生后，“惹祸的”企业迅速获得了政府救助，“无辜的”民众则要么被裁员减薪，要么需独自面对更加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的未来；更糟的是，金融海啸还只是一个开始，随后近十年的货币宽松政策再度加剧了贫富分化。也难怪，愈来愈多人控诉资本主义将美国变成了一个“1比99”的社会，而掠夺性的大企业则成了“全民公敌”。

承接上文︰【资本主义反思．一】股东利益不再至上？　企业为谁管治

企业和资本主义绕不过去的另一个重要议程，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总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时代已经过去，摆在人类面前的气候挑战愈来愈严峻，作为未来社会最重要的持份者，年轻世代发起一个又一个以气候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借以向政府和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自杀”行为，并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生态灾难。事实上，对于这个议题，企业责无旁贷。英国《卫报》今年10月的一篇调查报道便指出，自1965年以来，全球逾三分之一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20间超大型能源公司，其破坏性之大令人咋舌。既然如此，人们不禁要问：企业产生的环境成本，有什么理由让整个社会来承担？

“公众对公司的期望从未如此大。”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Rock）行政总裁芬克（Larry Fink）显然嗅到了公众日渐不满的情绪，他在近两年写给旗下各大公司的年度信函中指出，由于政经情况的恶化及政府的普遍失能，社会对私营部门及公司的各种要求及压力正在增加，而相应地，公司“不仅要提供财务业绩表现，还需展示它如何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尤其是在这金融周期的末段（late-cycle），市场波动性增大，公司要避免为了最大化短期回报而牺牲了长期的增长。

感受到公众压力的远不止芬克和贝莱德。今年8月，由全美大型企业行政总裁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BRT）发表声明，称过往被普遍奉行的“股东至上”已不合时宜，企业必须在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的同时投资员工和社区、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并公平公正地对待供应商。

不得不说，这份由181名行政总裁共同签署的声明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但其份量不可谓不重。过去四五十年，商业圆桌会议不仅坚守“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信条，而且也是当初推动企业管治模式转变的重要一员。1978年，商业圆桌会议发布了题为《大型上市公司中董事会的角色和构成》的报告，提出董事会应从装饰性角色向更积极的方向转变，该报告的条文后来更被视为改善美国企业管治运动的第一波准则。此后，他们又陆续推出一系列企业管治的所谓“最佳惯例”（the best practices），引导企业向股东主导的管治模式转型。因此，当商业圆桌会议发出企业应服务所有“利益持份者”的声明倡议时，这种戏剧性的反转是很难视而不见的。

然而，张昕认为，声明本身并没有太多震撼人心的新内容。他表示，“‘利益持份者’企业管治模式作为一种理念，其实远早于四十年前已经出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类似的主张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其次，它“更多的是一套松散的观念，没有非常清楚确定的制度安排，或者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具体制度安排都体现了‘利益持份者’模式的基本理念”，这些具体制度包括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环境、社会、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评价体系、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以及日渐流行的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又称B企业）等；最后，“‘利益持份者’的理论基础主要不是经济学的，如果有的话，主要也是论证‘利益持份者’广泛、长期的利益是如何与股东利润趋同”。

关于最后这一点，最好的例证是芬克今年写给旗下公司行政总裁的年度信函。他在信中提到，企业的使命（purpose）和利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企业的使命是它存在的根本理由，也就是指它每天为‘利益持份者’创造价值所做的事……企业使命能够带领企业文化，提供一致的决策架构，最终有助股东获得长期投资回报。”因此，张昕也说，“利益持份者”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其实是同一个维度上的两种模式，前者屈从于后者，并且“殊途同归”。

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中，“利益持份者”模式还存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使其无法成为企业管治的效率标准。第一，不同的“利益持份者”偏好的结果不同，导致企业决策寸步难行——股东偏好投资的收益、员工偏好高工资和工作稳定、消费者偏好价廉物美、供应商偏好高价出货、社区偏好清洁优美的环境和就业机会、债权人偏好债券的安全和收回、政府偏好税收的稳定增加。事实上，就连股东内部都有不同偏好，一些股东偏好分红，另一些股东偏好股价，因此，“利益持份者”可谓“众口难调”；第二，不同“利益持份者”利益的冲突愈大，经理人任意决策的自由度就愈大，对经理人的业绩表现也愈难衡量。

制度变迁成就结果

尽管声明了无新意、在学理和实务上还存在各种问题，但张昕提醒：“比较有意思的是大企业经理人（即行政总裁）以这种方式集体发声，这在美国当下大环境里是一个有意义的政治表态。”

随着明年美国总统大选逼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选名单都相继出炉，选战的火药味也愈来愈浓。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两边都出现了反思资本主义、批评企业的短视和商业掠夺性行为的声音，民主党“进步派铁三角”的两员大将沃伦和桑德斯的政纲更是将触角伸向企业管治和所有权的领域。英国《经济学人》在其相关分析中指出，经理人发声明的动机是策略性的，“他们希望在民主党左翼参选人对大企业展开攻势之前‘先发制人’”，减低杀伤力。

换言之，在商业圆桌会议的行政总裁拿出实际行动之前，一切都言之尚早。同样地，要让大企业自我约束、放弃“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商业实践也不太现实。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金融化的背景下，企业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华尔街。除非华尔街的投资者也接纳声明中的“利益持份者”理念，开始根据企业的社会影响而不是季度营收来衡量企业，商业圆桌会议的崇高承诺恐怕只会是一张空头支票。

除此之外，法治社会里的任何改变都需要法律制度的配合。正如特拉华州的例子所表明，当企业判断当地的法律体系对自己有利，它们就会蜂拥前去登记注册，从而在当地司法的保护下，毫无后顾之忧地践行体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商业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可能损害其他持份者的利益。

频频打出“改革企业”牌的民主党进步派参选人显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上周一（12月16日），风头正盛的沃伦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网站CNBC访问时表示，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或许是受到她去年提出的《负责任资本主义法》（The Accountable Capitalism Act）所启发，因而重新定义了企业的使命。然而，沃伦对此并不买账，她认为声明没有约束力，而自愿性质的措施不会奏效。“如果（摩根大通行政总裁、商业圆桌会议主席）戴蒙（Jamie Dimon）真的认为让摩根大通这样的企业承担多重义务是个好主意，那就让我们把它变成法律吧。”她补充，“只有制订了规则，每个人才能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竞争。”

显然，不论是企业或者是资本主义本身，改变的集结号已经吹起。正如张昕指出，“企业管治的正式制度一般都要通过法律的正规化加以确定，但法律变化往往建基于之前的某种社会运动基础上。”说到底，“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政治斗争之后社会选择的结果。”他补充，即便真的践行“利益持份者”模式，“谁是合理的‘利益持份者’，本身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政治斗争得出的结果。”而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没有人可以独自决定企业和资本主义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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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3日）《资本主义风声鹤唳　企业为谁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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