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花学运】一部“15秒造英雄”故事：《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下简称《我》）是台湾纪录片导演傅榆耗时6年拍摄完成的记录长片，该片获得2018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得到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目前，也取得了美国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门票。据悉，《我》片拍摄两名社会运动者陈为廷、蔡博艺在6年之间，从大鸣大放到默默沉潜的过程。然而在这段改变的路程中，最受冲击的，可能正是掌镜人本身。

试想一个情景：你是一个年轻的“运动者”，你每次出门抗争，也许为了公理、为了正义，也许只是因为你想出头；也许更因为你有大把青春挥霍──你很闲。而每次你“出动”，一起的只有十几人，最多几十人，而且总是熟面孔。员警总比你们还多，甚至记者都比你们还多──如果有记者的话。

成功也许更可怕

这种情况下你们的运动绝不会有用。你知道这个事实，但你告诉自己，也告诉同伴，这种情况绝不会久，总有一天你们的运动会唤醒沉默的大众。也许你相信，也许你不相信，也许你只是需要持续去“运动”，好打发时间而已。

然后那一天突然到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夜色中到来，人手、物资、乃至金钱源源不绝的涌进。“沉默的大众”依旧沉默，但他们注视著你，等待著你，只要你一声令下，他们肯冲向任何一个政府重兵把守的抗争标的。你给出命令，你是英雄，也是罪人。你不给命令，你是懦夫，更是伪君子──是你给他们示范了抗争，你怎么能不继续带著他们去抗争？

运动者的困境

电影《我》片透过在当年最出风头以及身分最特殊的两名运动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运动明星”让追随者们看到了运动，认可了运动，甚至亲身投入了运动──然后这些带头的运动明星就不见了。也许他们终于“搞腻了”；也许他们终于害怕起得罪政府的后果；也或许他们只是──例如说，要出国念书，要找份工作，终于要把人生“上轨道”了。

可是对于那些被留下的追随者而言，很难不认为自己被“背叛”、“放弃”了。原本浑浑噩噩度过每一天的自己，突然看见了那盏理论的明灯、那处道德的高地，赫然发现了人生的意义。可是当自己义无反顾的扑向前去时，明灯熄灭、高地崩塌，徒留在黑暗中坠落回那个浑浑噩噩的自己。

也难怪追随者会有怨言，若没有这些人，自己也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这些人出来搞事，却让我们开了眼界，看见了这世上更多的可能性。现在他们拍拍屁股就跑了，可我们还能回去平平安安的过吗？能吗？

英雄廉价

有句话说：“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能出名15秒。”这本是在描述，在这个被网络高度链接起来的社会，人气暴起暴落的可能性：只要一个偶然，随时随地都能产生出一个“15秒大明星”，而15秒后，其人却又回归寂然。

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能当上15秒的英雄。”大多数人本是浑浑噩噩，因为我们无心、无力、更无门路去打开自己的眼界：为了生活尚且不及，哪有时间和金钱去“充实心灵”、“拓展人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透过网络，看到千里之外的某人为我们揭示了真理、打通了道路，我们才特别如此如此深受感动，义无反顾。

可是“15秒英雄”之所以只有15秒，就在于其人本没有成为英雄的基础，往往只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了适当的事情，透过网络极端放大了媒体效果，如此而已。时日一长，其人终将回到原形，也许不过是个普通人，也许还是个坏人、恶人。

永远有下一个

也许这说明了为什么那些靠近核心的运动者，比起最外围的追随者们更能体谅那些“英雄”：因为他们透过近距离的观察，早就能看穿其人本质，既能看穿，就无幻灭──而之所以不点破，正因为他们是同伴，更因为他们也需要“英雄”。英雄能凝聚人心，没有英雄，运动难以成事；但英雄又往往是虚幻的，英雄幻灭，运动由此失败。

记录片的最终，两名主角回到镜头之前，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负责什么：他们当时做了他们想做的事情，现在他们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就像当时另外一个学运明星说的：“为什么你们需要我来告诉你们答案？我们出来抗争，不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展现自主意志吗？”也许他们的确没变，也许变的是那个望向他们的自己。

正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当所有人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必定有“哪里”不再相同。也许这才是所有运动最终的价值。若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守望，也许民主的代价便是永恒的抗争──在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中，在每个人的心底淬炼出英雄的潜力。毕竟，到头来，每个人都能是下一个“15秒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