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瞭望台】印巴分治70年　恩怨没了期

“我们应当除去彼此的恐惧、不信任和疑虑……这是一个很好的了解双方的机会。”2014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Nawaz Sherriff）破天荒出席印度总理莫迪 （Narendra Modi）的就职仪式，其间说出这番豪言壮语，一度令人憧憬印巴这对宿敌有望消弭长久的敌意。然而，印巴本周迎来分治70周年纪念，两个拥核国仍然剑拔弩张，冲突时有发生，暴露出双方关系脆弱的一面。

印巴分歧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埋下伏线，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要数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分别在1885年及1906年成立。与初期主张教派和睦的国大党不同，穆斯林联盟希望建立一个团结、位于英属印度西北部的穆斯林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元气大伤，难以继续有效管治印度等殖民地。国大党领袖甘地主张在英属印度建立联邦，伊斯兰联盟主席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担心占总人口30%的穆斯林可能受人口占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压迫，主张独立建国。当时印度各地骚乱四起，末任总督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仓促作出决定，把英属印度一分为二带来混乱，当中以旁遮普的情况最严重——当地早于1947年3月起便出现族群暴力和强迫迁徙，接下来一年估计有100万人遇害，逾千万人被迫跨越印巴分界线“雷德克里夫线”（Radcliffe Line）。巴基斯坦和印度就是在暴力浪潮期间，分别在1947年8月14日和8月15日独立。

仓促划边界　生灵涂炭

印巴分治的决定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划定“雷德克里夫线”的英国律师雷德克里夫此前从未到访南亚，他领导的划界小组在短短5日内就定出国界，草率决定无数人的命运。新德里冲突管理研究所所长萨尼（Ajai Sahni）接受《香港01》访问时批评，英国推行印巴分治计划的手法过急、任意和混乱。

后人往往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敌视，先入为主地以为双方不共戴天，但印巴分治期间也发生了不少感人故事。英国广播公司（BBC）女新闻编辑普里（Kavita Puri）的父亲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出生，印巴分治迫使他离开家园，至今无法踏足故土。普里的父亲忆述逃亡期间，全因穆斯林邻居的帮助才得以幸免于难，“这才是父亲想我知道的事，而不是那些可怕的杀戮，（印巴）分治虽然恐怖，但也是爱的故事。”

对现年86岁的Raj Suneja而言，当年的经历却是惊心动魄——信奉印度教的她原本在拉合尔定居，那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很团结，就像一家人”。印巴各自立国后，一家人被迫逃往印度，其间人性的阴暗面被释放出来，“我们在6、7月抵达火车站，车厢外部写上我们的名字，车厢两边都有人拍打车窗，他们不断高呼‘真主伟大’ ，我们不敢开门……假如我们真的开门，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印巴分别建国后的两个月，第一次印巴战争便爆发，直至1949年初才结束。两国战后分别占领喀什米尔部分土地，长期对峙；第二次及第三次战争分别在1965及1971年爆发，其中在第三次战争，印度成功促使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即使在相对和平的日子，印巴双方也时有冲突。

非暴力理念遭削弱

印巴为什么一直难以找到解决历史分歧的良方？这可从数个方面解释。首先是倡议和平抗争的政治人物被边缘化，例如巴基斯坦的帕夏汗（Bacha Khan）一直主张以非暴力方式对抗殖民主义，他在巴基斯坦立国后组织反对党，声言要扮演“忠诚反对派”角色，1948年起遭当局软禁，历史教科书亦不提他的功绩。与帕夏汗分属好友的甘地同样以鼓吹非暴力抗争享誉全球，最终却被一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杀害。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南亚近代史高级讲师威尔第（Pippa Virdee）批评，印度由建国总理尼赫鲁开始，以至当今的莫迪，都削弱甘地追求真理和非暴力的理念。

其次，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强化身份认同，互相敌视，不利两国和解。巴基斯坦建国时，真纳扬言保障宗教自由，他去世后，巴国制宪大会采纳《目标决议》，表明巴国宪法不会仿效西方，而是基于伊斯兰信仰，《决议》最终写入1956年宪法的序言。军事强人齐亚哈克（Muhammad Zia-ul-Haq）1978年至1988年执政期间，在巴国大力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强化伊斯兰身份认同，导致当地非穆斯林社群大幅萎缩。威尔第认为，这些政策为近年宗教思潮极端化、暴力奠下基础。

“虽然印度不断寻求和解，巴基斯坦仍敌视印度提出的意见，逐渐把自己转化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透过伊斯兰极端主义攻击印度……”新德里冲突管理研究所所长萨尼接受《香港01》访问时这样批评邻国。伊斯兰极端思潮泛滥是不争事实，但印度国内极端宗教民族思想擡头，也不能忽视。2002年，印度教湿婆派“瑜伽士”艾迪杨纳（Yogi Adityanath）创立极具争议的组织“印度青年力量”，发动一场反对吃牛运动，“外来人”只要进食、储存或买卖“圣牛”便可能遭暴力袭击，甚至赔上性命。有统计显示，86%受害者是穆斯林或“贱民”阶级。令人忧虑的是，莫迪领导的执政印度人民党（BJP）早前胜出北方邦地方选举后，竟提名艾迪杨纳出任首席部长。

在印巴有主权争议的喀什米尔，莫迪政府也被指纵容印度教民族主义膨胀。位于当地的阿马尔纳特石窟供奉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是不少教徒朝圣地，在莫迪执政下发展出一套颇具挑衅意味的朝圣方式——由士兵护送信徒前往朝圣，甚至安排巴士接送。统计数字显示，在1963年只有4,000人参加阿马尔纳特石窟朝圣团，到2015年飙升至30万。印度研究及发展政策中心主任苏哈尔（Peer Ghulam Nabi Suhail）担心，新德里把宗教和国家合二为一以强化对喀什米尔主权的宣示，不只扰乱当地本来就很脆弱的秩序，一旦把当地变成朝圣热点，长远而言会危及和平进程。

印巴和解遥遥无期的另一重大因素是立场强硬的武装势力。在巴基斯坦，军方对国安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往往不愿见到文人政客采取温和政策，担心这会动摇军队作为国家保卫者的神圣地位。对印度立场较为友好的总理谢里夫不久前涉贪下台，虽然贪腐情况属实，但舆论相信军方导演了一场软性政变。

在印度，莫迪虽然鼓吹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并非毫无改善印巴关系的意愿。他前年突然造访谢里夫家乡，受到外界赞赏，然而就在莫迪伸出橄榄枝后不久，有恐怖份子袭击印度空军基地和另一处接近边境的军营，导致大批士兵身亡。莫迪派遣突击队进入巴基斯坦作报复打击。按照过往做法，印度向巴基斯坦作出反制时会尽量保持低调，给对方下台阶，但莫迪却强硬得多，在外交上孤立对手。军事史专家辛格（Sushant Singh）形容：“印度第一次这么积极，而不只是被动回应，这是重大转变”。

印巴冲突持续70年，最直接的代价当然是无数人命伤亡，但其他方面的代价也不容忽视。政治上，巴基斯坦军方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破坏民主，当地迄今没有一位总理能完成任期。印度对巴基斯坦的长期敌意也成为民族主义滋长的土壤。长期敌视妨碍双方发展经贸关系，印巴两国每年的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两国人口合共15亿，这个贸易额显然偏低。

“每当（印巴）政治家向对方走近一步，一些麻烦事就会发生”，《经济学人》这样概括近年印巴关系的走向。确实，当莫迪试图向巴基斯坦伸出橄榄枝，巴国极端份子却发动袭击，迫使莫迪在民意压力下强硬反制；当谢里夫尝试改善对印度的关系，巴国军方又成为拦路虎。有见及此，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南亚问题专家威尔第提议在两国建立强大的公民的社会，支持世俗化的声音。这些建议看似“离地”，但不失为解开印巴关系死结的长远之道，因为70年积怨毕竟难以在顷刻间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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