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长寿是否一种恩赐？“年老”非病 压缩“这事”晚年才快活
当我们谈起老化，印象往往是负面的。一般人听到“高龄”，首先想到失能失智、高花费的长照负担，还给这股趋势取了个不甚讨喜的字眼：银发海啸，以至于高龄、老化，总是跟“负担”被联想在一起。
不过，《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这本书的作者、高龄学者史考特（Andrew Scott）却提醒：健康老化，其实蕴藏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史考特在书中强调，缩短重大疾病的时间、延长健康寿命的经济效益极度可观。我们应该在长寿中看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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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长寿不只是健康问题 更是经济问题
长寿已成现实，“长命百岁”即将来临。台湾内政部统计，台湾人平均寿命在1990年只有74岁，到了2020年已来到81.3岁。依此趋势，专家估计2080年时，人类平均寿命将能达95～100岁。这是个好消息，代表每个个体都能享有更长的生命，人们越活越长，同时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需求。
但史考特说，大多数人看待长寿的态度，却很悲观。当我们谈起人口趋势，常常提到少子化、高龄化、扶养比提高、劳动力缺口……这些问题，把高龄族群视为全民的负担。但很少去想，有没有可能让老人不再是负担？有没有可能，“老”人的定义可以被改写？
“大多数人不会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去适应长寿？就好像面对老化，我们束手无策、没甚么好改变的。但事实绝非如此。”史考特与其他2名学者共同在《Nature Aging》期刊发布研究，重新定义长寿。“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休闲娱乐，不管你选哪一种，都能为社会创造经济效益。”
“无疾而终” 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赢的长寿
但史考特认为，绝大多数的政府还没有这个认知，他告诉高龄媒体Longevity Techonology：“但整体而言，我不认为经济主管机关，对长寿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把长寿当成健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甚么是“疾病压缩论”？
史考特在书中大力倡议“疾病压缩理论（compression of morbidity）”。该理论于1980年代，由史丹佛医学院（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学者弗莱斯（James Fries）提出，认为人类只要设法延后重大疾病发生的年纪，就能大幅减少临终照护的压力。
换句话说，只要能成功把“失能、患病”在生命中的占比压缩，就能减少晚年时被疾病拖累的痛苦，也可以老得更惬意。史考特指出，延长健康余命，跟延长预期寿命一样重要，不过他认为，最关键的，主要还是“压缩患病时间”。
“长寿很好，但有效地让健康余命与平均余命时间相等，这件事的价值超乎想像。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应该试图延后老化时间，不只要活得更长，还要健康得更长。”史考特说。
“一旦成功延长健康余命，便能提高人们延年益寿的动机。”他举例，如果大多数人到了80岁，都卧病在床，那当然没人会想活到80岁；相反地，如果80岁时还能维持健康，大家就会想活到90岁。
改变生活型态“健康老” 生涯规划也改写
“假设，我们可以成功延后老化带来的问题，就能创造正向循环，让老不再是一种病。”不过具体该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最好的方法，自然是改变生活型态。用更健康的方式过活，如饮食清淡、勤于运动、定时做健检，慢性病会更晚来敲门、身体也会更晚失能，预期寿命当然也可能微幅延长。不过研究已经证实，即便是延命，也没办法多活几年，所以重点依然在于“拉长健康的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只是改变“老年后从事的活动”，还要重新审视整体人生规划、生活型态，让多出来的那些健康时间，做最有价值的利用。举例来说，过去我们以70～80年来做生涯规划，因此往往将退龄设在65岁。但如果健康余命增长，那或许延后退休、延后整体人生的时间线，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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