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六｜文明冲突与文明终结：世界帝国与普世文明
俄乌战火未停，以巴冲突又起，面对四处起火的世界，以及愈发紧迫的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人类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历史重启”，还是“文明冲突”？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强世功以《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为题，揭示“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分析“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的历史起源及其内在冲突，为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时与势，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鉴于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为六篇发布。此为第六篇。
如果说全球商业贸易、欲望社会及其治理的理性化推动了世界帝国的形成，那么世界帝国体系与亨廷顿所说的“普世文明”实际上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然而，这就带来一个亨廷顿未曾澄清的混乱，即如何区分这种“普世文明”与其他古老的文明，它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如果说这种“普世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那么它和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是一个历史时序中必然发生的文明转型进程，那么文明冲突实际上是不同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转型时在地理空间中展开的冲突和搏斗，以至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纠缠在一起，就成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所必须面临的难题。
亨廷顿使用“文明”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强调文化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塑造作用。然而，全球地理空间中分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差异，尤其是塑造文明价值形态的宗教之间的差异，足以表明文化价值观念的展现形式是多元的，甚至具有主观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几大文明秩序都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塑造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将古代的帝国概括为“文明帝国”，并非忽略商业贸易、军事征服在古代帝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于突出强调这些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将人类秩序从野蛮的动物秩序（无论是暴力征服还是商业交换秩序）中拯救出来，从而进入人类文明秩序。
“文明”之“文”就是区别于“野”，区别于野兽的野蛮；“文明”之“明”就是区别于“昧”，在于强调通过学习理解世界，从而摆脱动物的蒙昧状态。“文明帝国”这个概念突出区别于野蛮秩序，意味着必须用更高的维度来衡量人类文明，这就是各大文明中以宗教方式提供的共同尺度，即比人更完美的神的尺度。正是在“神-人-兽”的三维立体秩序中，古代文明帝国秩序将这种文明的理念贯穿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从而建构起完整的秩序，推动人类从野蛮状态迈向更为完美的神的秩序，将人类生活和人的灵魂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在文明品格上都具有“彼岸性”，都将世俗生活看作通往未来更好的神性生活的阶梯。
从文明向善的角度看，文明之间仅仅具有差异，不应该存在冲突，反而这种差异的对照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可能性，反思自己的文明体系中通往神性生活的途径是否更好，而这种反思、比较和学习能够促进各大文明不断扬弃文明的外在形式，从而开辟更好地通往神性生活的大道。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之“明”恰恰强调文明本身必然是反思性的、开放性的，并会随着时势不断发展变化，任何缺乏反思性的宗教独断论和严苛的律法体系都很容易塑造出一种扼杀反思的新的动物本能，让人变成披上文化外衣的动物，完全被宗教和文化塑造的动物本能所左右，造成一种新的蒙昧。
我们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中国古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纲常信条、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以及今天席卷全球的身份认同政治中，都能看到这种新的蒙昧状态。因此，“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乃是全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共处之道。然而，一旦回到文明生长的“此岸性”，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政治权力的支配问题就不可避免，宗教信条的独断和严苛律法的政治支配就会出现，基于政治权力争夺所产生的文明冲突就在所难免。亨廷顿正是从国际政治关系出发，看到文化价值多元的文明问题如何变成了无须反思的认同问题，认同政治绑架了宗教和文明，从而将国际政治冲突转化为文明冲突。人类生活在彼岸性与此岸性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今天“文明对话”的应然与“文明冲突”的实然之间的张力。
当然，在“文明”概念中，“文”与“明”之间也存在张力，即通过“明”不断推动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从而不断摧毁乃至重建已经确立起来的“文”。换句话说，每一次人类认知能力的革命都会催生出一场相应的价值观念的革命。由此，文明的冲突恰恰对每一种文明所具有的人类认知能力构成了挑战，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几大地理空间中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就是回应这种挑战的产物。而在这些文明的冲突中，基督教文明率先开启了一场人类认知能力的革命，文艺复兴运动、罗马法复兴运动、现代科学的兴起乃至启蒙运动，都是通过对人类认知能力（“明”）的提升而推动文化观念（“文”）的革命，而全球商业贸易网络的形成则推动了欲望社会的兴起，为人类认知能力的革命提供了新的方向，即人类的认知能力要为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欲望服务，而不再是将灵魂提升到神的高度。由此，基督教文明帝国所建立起来的“文明／野蛮”尺度逐渐被瓦解，欧洲人开始基于科学理性认知能力逐渐确立起新的文明尺度。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普世文明”。
因此，现代新文明的诞生意味着与历史上基于宗教信仰确立的文明产生根本性的决裂，从此历史上几大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次要冲突，而首要冲突则是基于科学理性的现代文明与几大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古典文明的冲突。这种新文明之所以被看作“普世文明”，就在于启蒙之“明”，即这种文明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的认知能力是普遍的，它所释放出的力量远远超过宗教道德认知能力所具备的普遍力量。“9·11事件”之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展开的新战争不能简单理解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千年冲突，我们应当看到这其实是精确制导导弹背后拥有科学力量的新文明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背后坚守“圣战”信仰的旧文明之间的冲突。
从新文明的角度看，所有历史上基于宗教和道德信念建立起来的轴心文明在人类认知能力方面依然处于蒙昧状态，属于“文”而不“明”。按照孔德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划分，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阶段属于依靠上帝意志和神灵预测的神学阶段，西方启蒙时代属于依靠抽象理论来推理的形而上学阶段，直到工业革命之后确立了科学体系，才将人类的智慧提升到实证主义阶段。因此，这种新的普世文明虽然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诞生的，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是最为残酷的，甚至远远超过了它后来与其他东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以中国为例，中国古典文明秩序遭遇现代普世文明的冲突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晚清改革、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其间历史只约百年。然而，从文艺复兴、宗教战争、宗教改革、王朝战争、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这种基于科学理性的新文明在欧洲的诞生经历了几百年的文明冲突。因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区域性文明帝国在横向的文明冲突，而忽略基督教文明在迈向现代文明过程中所经历的纵向的文明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如果未经新旧文明冲突的痛苦和磨难，实际上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型。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顺利转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文明的世俗性和儒家文明所奠定的求变、求新、求智的文化精神及学习品格。相比之下，伊斯兰文明始终面临宗教改革的重任，未能真正将其认知能力从固守宗教信条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致使其在漫长的文明冲突中遭受屈辱。
新文明的兴起不仅在“明”的意义上用科学理性取代宗教信仰和道德律令，更重要的是在“文”的意义上确立了文明与野蛮的新尺度。科学理性能力对古典宗教道德秩序的摧毁也必然摧毁古代“神-人-兽”三维文明秩序。从此，人类文明秩序唯一的参考标准就剩下动物的尺度。换句话说，科学理性不过是将人看作动物，从而在自然状态（也就是野蛮状态）的基础上来确立人类文明的新秩序。
之所以将西方政治哲学（社会契约论）基于自然状态所建构的“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和西方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理论）基于全球商业贸易所建构的“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统称为“欲望社会”，就是为了强调这种新文明秩序建立在人性中的动物性欲望的基础上，强调奠定这种新文明的野蛮基础。这种新文明秩序实际上颠倒了古典文明秩序中关于文明和野蛮的划分尺度，将动物世界野蛮的自然状态看作人类建构新文明秩序的尺度，由此开启了人类文明重返野蛮化和动物化的趋势，导致现代文明秩序中“文”与“明”的持久冲突，即理性认知能力的扩张导致道德的堕落，崇尚科学理性的启蒙思想导致人的野蛮化。
在“神-人-兽”的文明秩序中，不同文明秩序对“神”这种最高存在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然而对“兽”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建立在满足动物性欲望的普遍性之上。欲望社会推动的新文明所建构的普遍性恰恰是这种人性中动物性欲望的普遍性，黄金白银、英镑和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速度和接受程度远远超过了《圣经》，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也因此风靡全球，成为新文明宣扬普世主义的根本力量。这种新文明的价值指向不再是高于人的神，而是随心所欲满足欲望的动物。无论在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末人”形象中，还是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状态中，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都被置于遥远的未来。
新文明用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时间轴取代了古典文明秩序中面向神的德性空间轴，历史法则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普遍性就处在代表未来的新文明中，从而形成了从传统社会（原始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工商业社会），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社会（讯息社会、智能社会）这样的面向未来普遍性的文明发展链条，“进步”概念也由此诞生。然而，文明与野蛮的划分总是相对的，其相对性不是过去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基于不同地理空间的地方性，而是在历史时序中的历史性。农业时代相对于游牧时代是文明，相对于工商业时代只能是半文明；而工业时代的文明在今天后工业时代看来，就变成了某种野蛮。欧美学术界展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解构和批判，实际上就是用后现代人的文明新尺度来批判现代人的文明尺度。
正是在“传统与现代”这一时间轴所确立的新的普遍性标准中，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系统地将其生活方式塑造为“文明”；而其他区域性文明帝国的人们，哪怕是虔诚的宗教徒和德行高尚的君子，也最多被看作“未开化的人”（the barbarian）或“半文明民族”（semi-civilized nation）；对于生活在非洲、美洲的原住民，无论拥有多么高尚的美德，也只能是“野蛮人”（the savages）。
这种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方式不再以特定地理空间作为生活根基，甚至不受国家或区域性文明帝国边界的限制，像流动的商业和流动的海洋一样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无根的流动，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达沃斯文化”，也就是他眼中的“普世文明”。与这种普世文明相匹配的政治秩序必然是世界帝国体系。可以说，全球商业贸易的兴起、欲望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古典文明时代的终结，即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确立起来的“神-人-兽”的垂直文明等级尺度被瓦解了，而新的普世文明开始建立起新的文明尺度。
这种新的普世文明的普遍主义不仅来自哲学上基于动物欲望的普世主义，以及地理空间上不受区域局限的基于全球商业流动的普世主义，更重要的是，科技发展链条上新的技术力量所建构的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古典文明秩序。由此，普世文明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不再是神，不再是道德或美德，而是智力能力。这种智力能力的测量尺度就是科技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业能力、组织能力和战争能力等等。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国家能力问题，形成了种种关于国家综合实力的计算方式，并提出类似“硬实力”“软实力”乃至“巧实力”这样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展现。由此，新的普世文明的基本法则就成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诸如市场经济中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民主政治中多数人作为强者对少数人采取的“多数人暴政”，文化领域颠覆善恶美丑观念的欲望自由表达，而最终经济力量决定了政治力量，决定了文化软实力。这种普世文明的法则就被概括为“资本主义”，资本力量成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力量，“文明”则被置于“资本”的支配之下。正是这种科技发展的支配性力量使得福山相信历史终结的命运，即任何古老文明的宗教信仰都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科技的力量。因此，新文明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力”的普世主义，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归根结底乃是力量的大小。
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崛起就是用“力”的文明尺度取代了区域性文明帝国所确立的“德”的文明尺度。正如美国在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反恐战争中，将这种普世文明展现为能够将这些其所谓的“流氓国家”炸回到石器时代的高科技战争能力。可见，随着全球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欧洲文明边缘地带兴起的新文明之所以能迅速向世界传播，依赖的核心力量不是教育、文化和哲学的传播，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战争中的船坚炮利来征服。
整个新文明的秩序都围绕“力”的组织方式来展开，经济活动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政治生活彻底与道德决裂，有利于整齐划一、凝聚力量的主权国家取代了松散、多元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而文化也必然要服从于用“主义”来凝聚力量的意识形态及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所谓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意识形态，无非是将个人身体中的“力”激发出来整合在新文明的秩序中。“知识即权力”取代了“知识即美德”，成为这种新文明的普遍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普世文明的兴起，意味着人类普遍历史进入“霸道”的历史阶段，区域性文明的“王道”秩序已经衰落，而全人类普遍主义的王道时代依然未能到来。可以说，近代以来人类历史实际上处在旧的“王道”已经没落，而新的王道时代还未到来的黑暗时期。
无论是动物式的欲望，还是动物式的蛮力，新文明的动物化趋势总会引发古老文明力量的反弹。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既是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是新文明秩序与古老文明秩序之间的文明冲突。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科学技术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类道德进步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基于古典文明传统所确立的文明尺度对这种新文明的批判，由此引发的文明冲突伴随着现代文明发展和世界帝国建构的始终。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并非后冷战以来特有的历史现象，而是随着欲望社会而来的新文明确立和全球扩张过程中的常态。新文明的扩张过程也是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在这场文明冲突中不断瓦解、转型的过程。
可以说，全球商业贸易推动西方文明的转型就是文明冲突的开端。这种文明冲突是以宗教冲突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即因宗教改革而兴起的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所开展的全球商业贸易与主权国家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跟主宰欧洲的罗马-天主教帝国展开几百年的决斗。这应该看作新文明诞生以来经历的第一场文明冲突，相比之下，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则居于次要地位。
正因为欧洲原有的罗马-天主教帝国文明传统的抵制，新文明只能在位于原有文明边缘地带的英国生长，而这种文明一旦转向美洲，则彻底摆脱了文明传统的束缚，新文明在北美野蛮地生长，美国就成为这种新文明的乐土。“西部牛仔”以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不断搏斗的野蛮人形象树立了新文明的价值尺度。因此，当美国在19世纪崛起，开始以新文明的形象进入欧洲之后，其消费主义的商业文化和大众文化，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玩世不恭的肤浅文化对欧洲的文明传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拥有丰厚文明传统的欧洲人看来，“美国主义”（Americanism）就是基于动物欲望的现代新文明的象征，这无疑成为欧洲文明在精神上的敌人。
韦伯正是在美国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衰落：“营利追求最为自由解放之处，如美国，业已褪除此种一贯追求的宗教-伦理意涵，如今倾向于和纯粹竞赛的激情相连接，甚至往往使营利带上运动比赛的性格。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住在这个牢笼里？在这惊人发展的终点，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旧有的思维与理想是否会强劲地复活？”
正是在美国这里，韦伯看到了这种新文明推动的历史终结景象：“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铁牢笼”景象。“这种虚无主义的想象已登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本质阶段，它使‘老的众神’失去了魅力。这个‘失去魅力的世界’正在成为西方国家理性化的主要结果。因此，必须号召人们去进行一场现代意识形态的战争。”
韦伯所说的“老的众神”就是古典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而理性化的力量就是新文明推动历史终结的力量。韦伯所号召的意识形态战争，就是继承欧洲历史上清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文明冲突，展开一场英美自由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其实也是这种普世文明与德意志所捍卫的古老文明理念之间的冲突，应该看作新文明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第二次重大的文明冲突。
19世纪的德国思想界将“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文明”指技巧和技术所代表的理性力量以及由此创造的物质世界，它意味着堕落的资本主义，商业欲望导致人性的堕落，而且是在机械化、理性化的进程中将人的生活工具化、手段化和非人化。“文化”则指价值观念、理想和一种摆脱庸俗动物性的更为高级的思想艺术和道德情操，它意味着精神教养的升华，它意味着一种内在有机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一种灵魂的完美自然呈现。
“文明”与“文化”的区分直接指向了新文明的两个根基：技术理性根基和动物欲望根基。这对概念的建构针对从英美乃至法国发展起来的全球商业贸易和工业革命所开辟的新文明，将其看作非人化的技术专制和动物化的欲望宣泄，这显然并非“文明”，恰恰代表着“野蛮”。而人之为人、超越于动物的关键，就在于人拥有更为高雅的“文化”，这种高雅的文化与优雅精致的语言、艺术情感世界和超越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句话，“文化”意味着人身上具有神性，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宗教”。
在经历启蒙主义的洗礼之后，浪漫主义思潮以一种新的方式复活了古老文明秩序中保留下来的“神-人-兽”秩序，从而将神性从宗教信仰转移到文学艺术领域。正是在这种神性的指引下，德国保守主义致力于重新建构一个拥有精神性、神性的社会，一个拥有信仰和权威的有机社会，一个植根于传统和大地从而培植出道德的社会，以此来对抗新文明的技术专制、导向虚无主义的理性化、物质享受的动物化、海洋流动的无根性所带来的道德瓦解等等。
从拿破仑法国崛起到德国崛起，然后经过苏联崛起再到中国崛起，人类历史上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以针对英美海洋国家建构的世界帝国体系及普世文明而展开的。尽管世界帝国的每一次扩张必然遭遇文明冲突，但每一次文明冲突都会推动世界帝国体系不断提升和完善。在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中，世界帝国具有推进普世文明的内在机理。普世文明原本是一套技术化、理性化、抽象化、程序化的机械操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界帝国或普世文明的发展可以说与文明／野蛮的划分没有任何关系。它将体现于政治建构的公共领域与呈现人生意义的私人领域彻底分离，从而将帝国建构为抽空一切价值内容的、中立化的抽象装置，并因此获得了普遍主义的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宗教观念和文化价值就变成私人领域的事物，呈现出多元主义的特征。然而，这种分离恰恰又为每一种宗教价值、文明观念提供了控制世界帝国，控制这个抽象技术装置的可能性。每一种政治力量或文明力量都尝试驾驭世界帝国，从而为世界帝国赋予普世文明的“文明”色彩。在英美建构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中，新教始终作为一种价值为世界帝国赋予其“文明”意义，因此，每一次围绕世界帝国展开的文明冲突又会变成与清教（在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冲突。
在这种“文明”与“政治”的内在关联中，亨廷顿谈的是文明，想的却是政治，是着眼于政治而谈论文明，从而将文明看作凝聚政治的力量。我们虽然谈论的是世界帝国的政治秩序，但更需要着眼于人类文明。世界帝国及其未来命运实际上包含着人类应当如何对待科技理性力量的哲学思考，也包含着对宇宙秘密以及人之为人的意义的追问。面对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任何文明试图驾驭世界帝国，就必须理解这个帝国运行的机理。理解世界帝国运行的目的，乃是通过技术和商业将人类逐渐凝聚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地球终究是人类迈向整个宇宙的起点，人类必须作为一个文明整体面对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中美竞争不仅是一种政治竞争，更具有文明对话的意义，因为中国崛起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一种古老文明的复兴。
“马克思的幽灵们”与文明复兴
1993年，在历史终结论这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论如日中天之际，面对苏联解体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冲击，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会上，哲学家德里达作了题为《马克思的幽灵们》的发言，发言内容随后以著作形式出版。这本书虽然是针对福山理论的，但它实际上试图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遍困惑：当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依然有效？
其实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以色列被罗马灭国，那么犹太教是不是依然有效？罗马城被野蛮人攻破，基督教是不是依然有效？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个普遍回答是：正是以色列灭国，罗马帝国崩溃，才使得犹太教或基督教开始专注于整个心灵世界，不再关心受限于地理区域的“地上的国”，从而获得了真正的普世主义。
在德里达看来，苏联解体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如同以色列灭国或罗马帝国崩溃，正好将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批判“精神”从具体的制度构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真正获得了普世主义的力量，对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构成了“精神”上的批判。由此，“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需要建构的当下现实的制度，而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可能未来（也就是“幽灵”的含义），处在“仍在到来”（yet-to-come）的状态中。由此，马克思的幽灵们就可以随时降临人间，成为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力量。
然而，正如其晦涩、戏谑的文风一般，德里达等西方左派从政治左派转向文化左派（“白左”）之后，丧失了介入现实政治的行动能力，而只能沉浸在语词世界的游戏中，在文化思想领域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正因为缺乏政治实践的现实感，他们也丧失了政治行动应有的分寸感，在解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的过程中，不断越过文明的边界，解构一切人类文明秩序，从而将资本主义欲望社会的动物化趋势推向极端，摧毁了人类文明必须坚守的基本道德底线，引发西方文化战争中的家庭问题、性别问题、犯罪问题、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等等。这些文化领域的左翼思潮彻底抹杀人与兽的界限，追求野兽式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与资本主义所伸张的自由平等的历史终结论合流。
所以，西方文化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要将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理念发展到极端。可以说，今天的西方右派正在通过全球商业贸易市场化力量摧毁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而西方左派则将追求自由平等的欲望政治加以极端化，摧毁所有古老区域性文明帝国确立起来的文明边界，这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了世界帝国体系的形成，正像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历史终结一样。因此，德里达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在某种意义上恰恰认可了历史终结，认可了世界帝国已不可动摇地确立起来。他们认为不再需要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总体性”反抗，转而在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强调碎片化的，随时随地的，精神文化领域的，呈现出逃逸风格的反抗。
正是这种政治行动能力的丧失，导致西方文化左派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概念语词或具体问题上，丧失了动员社会大众、动员民族国家的能量，丧失了思考和建构文明秩序的能力，也丧失了对全球秩序重大议题的设置能力和思考能力。西方文化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读无疑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他们所发展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幽灵，归根结底是一种“失败的哲学”，甚至失败到丧失了使用“哲学”“理论”这些宏大概念的能力。
因此，要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就必须更换思维方式，开启另一种哲学——“胜利的哲学”。然而，这种胜利的哲学不仅要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而非“文化”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动员人民大众，通过把握政治实践来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现实地分析政治实践中的矛盾，并为矛盾的解决提供政治行动指南。
“胜利的哲学”需要在实践中锻造新的政治主体，这种政治主体不仅需要“领袖人格”，更重要的是需要锻造人民的主体力量，而这种政治行动的主体必须有能力面对世界帝国行进中引发的文明冲突。由此，未来真正能够成为政治主体力量的既非19世纪大工业时代操作机器的阶级主体，也非资本主义发展到文化符号阶段掌握科技和文化符号的中产阶级文化主体，而是在漫长的文明冲突中，能够驾驭并驯服世界帝国的文明主体。
尽管如此，德里达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们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个概念来自《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而这个“幽灵”恰恰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了其现实的肉身，其中不仅有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用共产主义的“幽灵”全面激活了处于“停滞”和“沉睡”状态的中国文明，使得中国文明逐渐摆脱区域性帝国的空间局限，摆脱农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局限，融入普遍历史的塑造以及对世界帝国体系的形塑中，并从这种历史实践中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力量。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正是这种普遍性力量的展现。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所激活的中国文明而言，“普遍性”绝非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发展出来的欲望社会的普遍性或动物化的丛林法则的普遍性，而是要在西方理性化历史进程所推动的“明”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文”的问题，将“普世文明”所颠倒的文明与野蛮秩序重新正过来，从而把人类从世界帝国的野蛮秩序中拯救出来，重新为人类共同的世界秩序赋予文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