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二 ｜科技理性终结历史？福山为什么错了？

俄乌战火未停，以巴冲突又起，面对四处起火的世界，以及愈发紧迫的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人类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历史重启”，还是“文明冲突”？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强世功以《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为题，揭示“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分析“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的历史起源及其内在冲突，为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时与势，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鉴于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为六篇发布。此为第二篇。

在世纪之交，人们普遍认为最能把握时代精神的莫过于福山在1989年发表的“历史终结”演讲。在随后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自由民主体制尽管在现实中遇到各种挑战，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

这本著作既是后冷战来临之际对全球政治历史现实的思考，也是西方思想界内部对话的产物。他要对话的或者要批判的理论，除了作为对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如依附理论等），还有种种对自由民主提出批评的理论，包括从两次世界大战出发对现代化理论及其背后进步主义内核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理论挑战都指向一个问题：“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普遍热望，抑或他们早先的自信只不过是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这本书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视角为自由民主进行彻底的辩护。

在福山看来，任何政府都必须面临正当性的挑战，而在回应“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统治别人”这个问题时，他认为，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各种宗教神权思想相比，自由民主乃是人类历史上能够发现的最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因为它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之中。因此，“如果我们现在无力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也找不到明确的或显然的方式，来表明未来世界会对我们的当前秩序有一个根本的改善，那我们也就必须来考虑历史本身可能走到了尽头这样的可能性了”。

“历史终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思考的是一个“大写的历史”，即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明曾经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向前发展，当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崛起推动的全球化使得这些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历史轨道连接在一起，形成彼此互动的全球历史的时候，就需要在哲学上探求一种面向全人类的“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也就是说，要在这种彼此分割，且人种、语言、文化、信仰完全不同的复杂历史现象背后，找到一个指引人类生活未来发展方向的目标或意义模式，产生出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哲学，由此来形成对全球普遍历史的叙述。人类历史唯有在这个终极目的下才可以获得理解和终极意义。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思考“普遍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即历史不是像古典思想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是循环的，而是有一个指向未来的目的和终点。这种线性时间观念源于基督教，也是获得科学支持的。上帝从创世到末日审判奠定了一种线性时间观念，而科学家相信在复杂多样的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变化背后能够找到普遍法则。

因此，关于普遍历史及历史终结的思考实际上是基督教救赎历史观的世俗版本，历史取代上帝，人类最终的哲学意义取代上帝的末日审判。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全球不同地理空间中发展出来的各种文明传统共同参与到了这场普遍主义的争夺中，而欧洲的崛起及其对全球的征服为欧洲人书写普遍历史奠定了政治基础。正是在这种普遍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福山认为人类历史上关于好的生活方式的竞争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也被视为“福音书”。

福山回顾了西方思想史上围绕历史终结论展开的自由主义版本与马克思主义版本之间的辩论。福山的阐述并不具有理论上的原创性，但他用通俗的语言，系统地总结了西方政治哲学对人性及人类历史迈向自由民主之内在机制的理解。

一方面，他从“经济人”的唯物主义视角总结了科学技术进步为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从“激情的人”的唯心主义视角总结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如何推动自由民主政体的最终实现。

由此，他的理论实际上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两种版本的历史终结论的调和，也是对柏拉图思想中关于人性中“欲望”与“激情”这两种力量的调和。由此，自由民主政体并非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政治保护，而是来自更高的精神层面对渴望获取承认的追求。

历史终结是以对人性中的激情和欲望的驯服作为前提条件的。福山清楚地意识到，在“历史终结”处乃是人人平等所带来的那种尼采所说的“末人”当道的世界，整个世界将陷入虚无主义。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超越物质财富的精神追求，是否会导致“历史终结”与“历史重现”之间的循环？在福山看来，保障“历史终结”之后历史不再“重返”的，不是对人人平等的精神渴望，也不是“哲学王”式的理性引导，而是科技理性所创造的某种必然性：“现代自然科学的宏伟机制，是防止历史重启和向最初的人回归的一道防护堤，这一机制由无限的欲望所驱动，并由理性引导。”

这里所谓的“理性的引导”，一方面是将人追求卓越的行为引导向体育和商业，将战争冲突变成体育竞赛和商业竞争，精英们超越和征服的欲望就通过涌入商学院和法学院来实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让不甘当“末人”甚至渴望成为“超人”的人们意识到：“优越意识在现代世界的复活，既意味着与这个强大且充满活力的经济世界的决裂，也意味着扯断技术发展的逻辑的企图。”显然，福山在这里所提供的理由不再是哲学论证，而是诉诸全球政治的历史经验：

这些决裂在某些特定的时空被证明是可能的，比如德国或日本那样的国家为了获得民族承认而把自身献上祭台时，但这样的决裂是否可以在整个世界长时间保持，则是可疑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期间，德国和日本固然是受到获得优越性的承认这一欲望的驱动，但是，它们也认为自己也是在通过Lebensraum（生存空间）或“共荣圈”来保障各自未来的经济。后来的经验向这两个国家表明，通过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要比通过战争更容易保证各自的经济安全，而军事占领这条路是对经济价值的彻底毁灭。

在此，福山再明确不过地指出，“历史终结”之所以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就在于西方人垄断着科学技术，控制着“经济世界”，由此，任何大国崛起带来的超越努力，哪怕像“超人”一样伟大，最终也要服从科技理性和经济世界的法则，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力量才是最终决定性的力量。可见，“末人”之所以不屑于“超人”的理想，是因为他们掌握支配世界的科技力量和经济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随着算法统治时代的到来，“末人”甚至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真正的历史终结处乃是机器人统治的时代。因此，历史终结的政治根基在于美国通过对经济世界的控制而建立起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国。如果说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关于历史终结的论述以欧洲作为政治想象，从而将历史终结归结到普遍主义的同质性国家，那么福山无疑是以美国作为政治想象，认定历史终结于世界帝国的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终结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即一个控制全球科技和经济力量的世界帝国垄断了政治，从此，当面对任何崛起大国的挑战时，世界帝国所需要的仅仅是评判执法活动。在哲学上，历史终结就意味着在一个“末人”当道的世界上，不需要围绕“何为好的生活方式”展开严肃的讨论，更不需要根据这种争论所产生的根本分歧而划分敌友，因为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轴心时代以来所形成的多元文明时代的终结。因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成为美国以全球化的名义来推动世界帝国建设的官方意识形态。然而，自由民主政体仅仅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还是源于基督教文明但具有潜在的普遍性，从而成为一切国家或文明必须接受的历史命运？这恰恰构成福山和他的老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