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五｜从殖民帝国到新型帝国 　自由社会即欲望社会

俄乌战火未停，以巴冲突又起，面对四处起火的世界，以及愈发紧迫的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人类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历史重启”，还是“文明冲突”？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强世功以《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为题，揭示“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分析“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的历史起源及其内在冲突，为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时与势，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鉴于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为六篇发布。此为第五篇。

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全球市场，这反过来刺激了财富的加速创造，由此推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以及教育、文化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整体性转变，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的匮乏社会转向工商业时代的丰腴社会，这也是一个不断推动技术和知识更新的欲望社会。

一旦日常消费品的重心从农业产品转向工业产品，人类社会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因为人类对农业产品的消费是有限的，农业产品消费满足的仅仅是人类的生存需要，山珍海味无论如何昂贵，最终仍受到存放条件的限制，需求总是有限的；而工业产品创造的消费却是无限的，工业的发展将人类从满足需要（needs）的匮乏社会中解放出来，从而进入一个不断满足欲望（wants）的丰腴社会。更重要的是，自然的需要总是有限的，而欲望却是无限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人们会不断创造出新的欲望。

现代社会就在满足欲望和产生新的欲望之间翻新和发展，由此有了“进步”这样一个概念。这样的社会与几千年匮乏社会所形成的不断循环的“停滞”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工业社会将人从自然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将其抛入一个围绕人的欲望而建立起来的全新社会系统中。我们可以把工业革命所塑造的现代社会称为“欲望社会”，而个人欲望的多样化必然以个人自由的方式展现出来，“自由社会”不过是“欲望社会”的一个更体面的表达方式。这个欲望体系首先是一个围绕商业贸易、制造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而这种经济体系的自我发展又不断为这个欲望社会塑造出其所需要的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这种社会大转型从根本上瓦解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整合所依赖的宗教和道德知识。围绕自然宇宙的科学知识开始取代宗教知识，围绕人的欲望展开的人文社会知识开始取代古老的道德知识。人类在古典时代之所以使用宗教和道德约束人类的欲望，或许是因为人类处在满足需要的匮乏社会中。节俭自律、慷慨大方、团结互助实际上都是匮乏社会中的美德。而在丰腴社会中，分工协作、遵守契约和法律就成了新的美德。

西方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将知识和思想体系建立在人的欲望这个基础上，并基于对人的欲望的满足来建构全新的秩序。如果说自然科学规律是通过理性发现的，那么对人的欲望的认识以及对欲望的满足也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理性主义达致自由主义就成为现代欲望社会的新神学。我们所熟知的种种现代理论试图从各种方面阐释这个新兴的欲望社会并为其奠定正当性基础。启蒙思想家对人性的系统阐释，无论是关于分工和交换的自由贸易理论，还是关于社会契约的国家建构理论，无论是对普遍历史的思考，还是对历史终结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对欲望和自由的满足的基础上。

同样，社会理论家划分传统与现代社会而由此提出的种种理论——实证科学、资本主义、理性化和现代化等等，试图从不同的层面来思考如何建构一个能够不断满足人的欲望的新社会。波兰尼所说的“脱嵌”，实际上就是强调伸张欲望的现代社会与遏制欲望的传统社会的断裂，将每个人从传统社会秩序中解脱出来，编织在欲望社会的体系中，导致传统道德沦丧及各种社会性灾难；而所谓“入嵌”，就是希望将欲望社会重新建立在传统社会的道德根基上，尽可能对欲望和自由有所约束，从而缓和传统与现代断裂所带来的震荡，实现社会的稳步发展。

欲望社会的兴起，从知识根基上摧毁了区域性文明帝国，帝国整合所需要的宗教知识和道德知识已不适用于商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区域性文明帝国围绕宗教知识和道德知识而形成的僧侣集团、教士集团和文人集团，始终是欲望社会扩张的障碍。因此，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围绕两种知识以及生产这两种知识的知识群体的斗争而展开，西方历史学者所说的“书与书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双向运动的生动表现。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兴起、工业革命和民主化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新的科学理性知识与旧的宗教道德知识的搏斗，也是新的社会精英与旧的社会精英的搏斗。

全球商业贸易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传播是从海洋上而来，并通过处于区域性文明帝国边缘的口岸大城市对帝国内部形成包围、渗透和蚕食，在由此所引发的知识、价值和文化观念的论战中，“洋派”“海派”“西化派”与“乡土派”“本土派”之间，“革新派”“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论成为世界帝国推进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正是在这些论战中，“口岸知识分子”或“留洋知识分子”开始崛起，他们与口岸大城市的商业精英一起推动了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文明革新运动，由此城乡二元对立也就成为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面临的普遍问题。

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加速流转，引发了关于控制、争夺财富的斗争，这不仅导致帝国争霸战争的理性化和常态化，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治理的理性化。面对全球财富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社会，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技术和制度兴起，金融、法治乃至“主义”（意识形态）之类的抽象化技术成为控制全球财富流转的现代治理术。战争的理性化与治理的理性化共同推动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体系和现代帝国体系。事实上，地理大发现原本就起源于围绕着对财富流转的控制而展开的帝国竞争（文明冲突）。

随着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如何控制全球财富就成为帝国竞争的核心主题。最终，拥有最大暴力的强国就可以通过控制全球贸易获得财富，而拥有财富就能够支撑起更大的战争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在这种争夺战中，每一次战争其实都是世界历史双向运动的一部分，一个帝国的失败意味着另一个更大帝国的崛起，直至世界帝国的形成。

这种长期混乱的战争一方面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有利于富国强兵的新兴政治组织的出现，这就是从欧洲文明帝国中率先蜕变出来的主权国家形态。欧洲崛起的秘密就在于在战争、金融和工业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可将主权国家理解为一种“财政-军事型国家”。正是这种战争能力让欧洲不断掠夺殖民地财富并控制了全球贸易，而且后来通过工业革命的升级，将东方区域性文明帝国变成了欧洲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争夺全球财富的战争不断推动欧洲主权国家的理性化。

事实上，“理性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基于对全球商业贸易、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思考，它首先体现了一种控制财富、创造财富、获取财富的能力。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化”置于整个“除魔世界”中来理解。这里所谓的“魔”是指整个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宗教或道德力量，理性化的“除魔”意味着用一套科学理性的计算的力量来取代宗教的、道德的、巫术的神秘力量，实际上就是用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权力”来取代在区域性文明帝国中依然流行的“信仰就是权力”。

因此，“理性化”将崛起中的整个新欧洲推举到一个超越所有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更高维度中，从而用理性力量来把握整个宇宙，面对更广阔的未来而俯瞰整个地球，以至于这些区域性文明帝国虽然拥有超大型的广袤领土，但在欧洲至上而下的全球视野中，已经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地方性存在和历史性存在。古老文明帝国的财富是局部的，而新兴欧洲的财富却是全球的；古老帝国的财富局限于土地上的物产这些具体的财富，而新兴欧洲却拥有货币和汇票这样的抽象财富；更重要的是，新兴的欧洲资本家可以通过货币和汇票名正言顺地窃取君主们拥有的财富，可以通过贸易把君主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不依赖土地就能创造出远远超过土地物产的财富。一句话，古老文明帝国的财富是有限的，而新兴欧洲的财富却是无限的。

这种财富生产方式的出现从根本上瓦解了古老的文明帝国。孟德斯鸠曾经惊叹，君主们虽然控制着土地和物产，可是他们不懂得汇票技术，不知道通过汇票可以将他们拥有的财富偷偷流转到其控制的地域之外。由此，他洞见到东方超大型帝国已无法适应全球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英国那样的政体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英国政体之所以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一方面虽然约束了君主为封建荣耀和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发动的战争，却开启了市场经济中每日每时每刻的经济战争，过去在马背上征服世界的精英今天纷纷进入了商学院和法学院；另一方面战争从宗教战争、王朝战争转向了理性化的“有限战争”，“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实际上说的是国家商业利益的延伸。战争的理性化也导致战争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科技、教育、文化、国民素质等等无不成为战争的筹码。由此，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变成了争夺全球市场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战争中，殖民帝国这种新型的帝国形态出现了。建立殖民地也是古代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的常见之举，在区域性文明帝国中，帝国一旦征服某一区域，就会将其纳入帝国的统一治理，甚至通过种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同化，将不同的民族熔于一炉。然而，新型殖民帝国不同于古代文明帝国的地方就在于殖民帝国始终采取主权国家内核与外围殖民地在种族、制度和文化上的截然划分，正是在这种主权国家与殖民帝国一体两面的帝国模式中，主权国家长期将殖民地置于工业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使之始终处于宗主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的位置上。现代帝国在政治上虽然维持着主权国家的面目，却通过控制全球资本、知识产权、高端产业链和贸易实现全球统治，并由此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

从区域性文明帝国向世界帝国迈进的历史来看，控制世界的范围越广大、越复杂，就越需要一种抽象控制来取代具体控制。区域性文明帝国的控制方式是通过宗教教义，而现代帝国的控制方式乃是通过金融和法律这种抽象化的经济支配和政治支配的技艺。正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的互动，布罗代尔从空间的局部性到全球性，从经济生活的具体形态到抽象形态，将经济活动分成三个等级层次：“物质生活”“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其中，“资本主义”处在上层的统领地位，“一群有特权的群体从事着普通人一无所知的运作和计算”，并在这里上演着“最复杂的艺术”，这是进行金融交易和投资从而攫取最大利润的垄断世界。然而，这种控制经济世界的金融力量一方面需要不断发明复杂的交易技术来维持其对抽象知识的垄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为这种交易和货币价值提供信用担保。因此，控制全球经济的金融力量必须依附于一个能够掌控全球政治局面的政治力量。哈维将此概括为资本积累逻辑和权力积累逻辑，这就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必然推动世界帝国秩序的建立。

因此，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尤其是商业贸易和金融流动的全球化，必然推动世界帝国的诞生。从历史上看，1815年拿破仑帝国战败之后，英国成为公认的世界霸主。它在经济上建立起金本位制的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自由贸易体制，而在政治上则通过“离岸平衡”的外交艺术，确立了英国在全球政治中的支配性地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世界帝国的“1.0版本”，即“自由贸易的帝国”。二战以来，美国按照“自由主义利维坦”的逻辑来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特别是后冷战以来，美国逐步建构起一个复杂的世界帝国体系，这是一个经济上由科技-贸易-金融领域相互支撑形成的具有“中心-边缘”格局的世界体系，政治上由军事-联盟-法律相互支撑形成的基于规则的霸权体系，文化上由新教-英语-人权相互支撑形成的历史终结意识形态。这个世界帝国有多种名称，比如我们熟知的“金融帝国”“人权帝国”“新罗马帝国”等。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世界帝国的“2.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