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三 ｜来自亨廷顿的警示：中美政治冲突可能带来悲剧后果
俄乌战火未停，以巴冲突又起，面对四处起火的世界，以及愈发紧迫的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人类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历史重启”，还是“文明冲突”？又该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强世功以《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如何理解中国崛起面对的全球秩序》为题，揭示“世界历史的双向运动”，分析“普世文明”与“世界帝国”的历史起源及其内在冲突，为我们全面深刻理解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时与势，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2期，鉴于文章篇幅较长，故分为六篇发布。此为第三篇。
如果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建构的世界帝国政治意识形态，那么悖谬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并非历史终结的样板。虽然美国精英热衷于考入商学院和法学院，但美国始终保持着在军事上征服世界的激情冲动，始终保持着超越“旧世界”的优越意识。这种优越意识植根于清教徒的“选民”观念，植根于建立“山巅之城”的“昭昭天命”，而正是这种优越意识推动美国人在建国之后开疆拓土，不断发动和参与战争，甚至成为一个“危险国家”，并最终建立起控制全球的世界帝国。
冷战结束后，处于“历史终结时代”的美国按理来说应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解散北约，销毁核武器，退出全球占领的军事基地，应该在联合国这个“普遍同质性国家”的联合体中思考如何推动解决南北经济不平等问题，或者全球面临的风险问题。然而，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不断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反而是欧盟更接近于历史终结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卡根（Robert Kagan）所说的“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在卡根看来，后冷战并不意味着历史终结，世界帝国依然有自己的政治敌人，其中不仅有摧毁世界帝国象征（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恐怖分子，更重要的还有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单极霸权的世界帝国体系所构成的挑战。
就在西方普遍关注中国崛起的2008年，卡根写作了《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宣告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梦想彻底破灭了，因为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意味着历史中的“政治”斗争再次展开，这场斗争依旧是“民主轴心”与“集权俱乐部”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主线依然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
卡根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然而，他所强调的“政治”依然是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点的实力政治。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强调的“国家间的斗争”。而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归根结底是由人性所决定的，即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围绕荣耀、财富和权势展开的竞争。然而，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受到了解释主义的挑战，因为人对其利益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
正是从文化价值和文化认同的理论视角入手，亨廷顿批评了这种经典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族群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世界’，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国内不少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批评，认为文明之间不应该强调冲突，而应该强调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这种批评忽略了亨廷顿的理论着眼点始终是“政治”，尤其是在“我们是谁”这个认同的根本分歧上形成的敌我划分的政治。亨廷顿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修正不仅在于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来重新厘定“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洞察到全球化已深深地改变了历史，国家主权受到严重削弱，世界历史不再可能回到17世纪经典的主权国家作为政治主角的时代，而是已经进入了帝国时代。
虽然亨廷顿并没有将“帝国”概念作为其理论分析的核心概念，但他所说的“文明”概念实际上就隐含着帝国政治。因此，他强调后冷战的全球政治已经不再是摩根索所关注的“国家之间的政治”，而是“帝国之间的政治”，其中既包括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帝国体系与各个抗争中的主权国家或者文明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有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在这种“文明的冲突”中，主要矛盾就是作为全球整合力量的西方文明与几个缺乏共同性的非西方文明之间的斗争。可见，对于亨廷顿而言，“文明”概念不过是“政治”概念的伪装，基于认同的“文明”更容易降低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辨识敌我的成本，从而成为一种更方便用来整合斗争力量、划分斗争阵线从而组织政治动员力量的口号。
因此，亨廷顿在使用“文明”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方面，他从文化的角度将“西方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放在一个共同的层面来讨论，强调每一种文明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的角度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代表了一种“普世文明”，基于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支配实力。
在前一种意义上，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宗教，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文明的核心乃是帝国政治。文明是帝国政治的闪亮外表，而帝国政治才是文明的坚实内核。帝国政治根据文明的外表来区分敌我，因此，亨廷顿在界定每一种文明时特别关注文明的“政治结构”，即每一种文明都需要有核心国家，也就是该文明中最强大，文化上居于中心地位的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
“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基础，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基础。”所谓“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核心国家所凝聚起来的帝国政治的冲突。由此，亨廷顿认为要区分“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前者总是和地理空间以及帝国的体系等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区域性的文明帝国，而“今天的文明”则出现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区别。这里所说的“单一文明”就是西方崛起后能够将全球整合在一起的世界帝国秩序。
然而，与福山对后冷战以来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乐观不同，亨廷顿从长期的历史趋势中看到“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这种对全球政治趋势的观察，实际上源于对人性的哲学洞见，即人并非利益计算的理性动物（“末人”），相反，在关于“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问题上，人最终将接受宗教的解答。因此，他对“文明”的划分始终以宗教作为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可见，他对文明的理解始终沿着权力政治（核心国家）与文化认同（宗教）这两条相互交织的线，将文明冲突理解为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来自经济上崛起的中华文明和原教旨主义复兴的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尽管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共同性远远比不上二者与西方文明的共同性，却被认为“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他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可见，文明冲突的根本乃是政治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及其对后冷战全球政治的分析，比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为准确地预测了后来全球政治局势的发展走向。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历史终结论退出历史舞台，而文明终结论则广为传播。这种“政治”的复归也连带地让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强调“敌我划分”的政治学说在西方开始复兴。尽管亨廷顿也强调“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即围绕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全球文明冲突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但亨廷顿并不认为伊斯兰文明的挑战的是致命的。这不仅是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依赖宗教激情，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文明缺乏核心国家来挑战西方的世界帝国体系。
在他看来，真正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的乃是中华文明，甚至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最后，他以台湾地区的军事冲突为出发点，沙盘推演了中美两个文明的核心国家可能爆发的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并以此来警示中美政治冲突可能带来的悲剧性后果。为此，他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美国的政治家提出忠告，即美国必须放弃推行普世主义，放弃世界帝国体系的建构，而应着眼于在文化多元和文明多元的基础上构建世界和平。这个主张无疑与中国政府始终强调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相契合，对于今天美国的政治家们而言无疑也是一副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