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一｜从鸦片战争到斡旋俄乌战争　“东升西降”何以发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始于2017年，但俄乌战争的爆发，或许才是人们对此变局的感受起点。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引发全球惊诧。美国虽在第一时间发起对俄制裁，却只能动员到传统盟友：欧洲与印太地区的日韩；多数亚非拉国家既不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立场，也不参与西方组织的联合制裁，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与俄罗斯的往来，包括积极响应美国印太战略的印度。如此现象昭示美国登高一呼的极限：其虽可以对伊朗极限施压，却无法在俄罗斯身上如法炮制。

接著是战争出现长期化趋势后，欧美普遍面临能源与通胀危机，美国便向沙特等海湾产油国发出讯号，希望其主导OPEC+增产、缓解油价，拜登（Joe Biden）甚至为此亲访沙特，与王储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进行互动。但从结果来看，种种努力皆是徒劳：沙特等海湾国家不仅没有同意增产，还在与俄罗斯协调后决定减产，到头来美国既没有解决问题，还损失了国家威望。

此外伴随战争常态化、中国始终坚守不军援俄罗斯的原则，美国积极炒作的“中俄威胁论”渐失力道，原本受到禁锢的大国外交开始活络，地缘秩序的多极化也日趋鲜活：2022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峰会上，习近平与普京（Vladimir Putin）进行俄乌战争以来的首次线下会晤，于整合欧亚上别具意义；12月习近平访问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峰会，象征中阿合作进入新纪元。

2023年2月，中国于俄乌战争周年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再次强调自己“劝和促谈”的政治立场，美国虽对此严厉批评，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却发出不少正面回应；3月10日，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宣布复交，这一发展暴露美国在中东的今非昔比，西方舆情为此大受震惊；3月20日，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凸显中俄关系不受战争与第三方裹胁；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巴西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接续访华，欧洲自主与去美元化成了热门话题；4月26日，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通电话，传递中国有意斡旋俄乌冲突的讯号，为战争终结带来可能曙光。

上述事件，先后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样貌地景。而从国际政治的流变来看，变局的启动，早在俄乌战争前便已开始。

东升西降的日渐清晰

首先，由上述事件可见，中国虽是变局里的要角，却不是唯一拒绝屈从西方的国家。此一现象反映的，是推动变局的重要力道：东方的再崛起。

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挟其船坚砲利航向全球，亚非拉地区就此被殖民与侵略笼罩，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降的动乱屈辱，日本则在黑船叩关、明治维新后，临摹起殖民者的强取豪夺。数百年来，从日不落帝国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美国独霸全球，世界霸权多次交替，“东方从属西方”的权力格局却基本未变，西方长期占据世界权力体系的核心，其发展模式及制度也被东方视作现代化的最佳范本。

然而伴随历史递进，西方渐露发展疲态。在经济场域，由于实体经济自西方大量出走，欧美各国又放宽金融管控，资本纷纷流向金融领域，欧美实体经济日渐虚化。而金融经济的持续成长，推动了企业债务的连带扩张，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也逐渐凌驾制造业；金融泡沫的持续增生，更是导致金融风暴、债务危机的息而复起，美国已成全球最大债务国，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便是其主要融资国家。

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出走东方，带动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长，包括传统的东亚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巴西、墨西哥），以及施行改革开放的中国，都被先后整合至国际经济与分工价值链，中国更是把握到了发展脉动，从世界工厂逐步走向最大市场，并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上述趋势的持续递进，催生许多整合区域与市场的“东方项目”，例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6年成立的金砖国家集团、2013年问世的“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由新兴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合作机制不断涌现。

而在发展路线场域，冷战的结束并未带来历史终结，倒是让西方模式与制度逐渐走下神坛。

首先，经济成长的趋缓与停滞，导致西方应对治理与发展赤字，不再如过往般游刃有余：当第四次科技革命冲击劳动力市场，传统就业模式面临解体，西方苦苦挣扎；发生新冠疫情等突发危机时，其也只能先经历一波大规模残酷天择，再临摹东方的管制路线。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的停滞与衰退，西方民众不是毫无知觉，而是在出路难寻下，选择将怒气转嫁到了政治精英身上，导致西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再崛起。在此氛围下，“身份政治”占据主流地位，政党政治严重失灵，反全球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舆论声量渐起，但这般政治“右转”往往只能催生激进的政治明星，而无助解决西方的深层问题。

到头来，西方模式的失灵加剧了东方觉醒，西方社会的文化内战，更是严重掏空“价值观外交”、“普世价值”的号召力，最明显案例便是中东国家不顾西方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叙事，坚持要与中国深化合作。如今的东方面对西方，已不再是全然的从属与跟随心态，而是有意掌握发展主动，在行动上更加积极有为，在心态上更加自信平视，“东升西降”已非纯然的经济现象，而是要对西方范式进行祛魅与精神造反。

多极化下的中美竞争

综上所述，此次大变局之所以“百年未有”，西方的衰落堪为关键。而这一趋势又与中美竞争的脉动合流，推升了中国崛起、美国衰退的此消彼涨。

在经济场域，美国难阻实体经济出走，只能日渐依赖金融经济粉饰太平，但中国等贸易顺差国藉著外汇收入大量投资美国债券，压低美国国债收益率和与之相关的关键利率，最终刺激了美国各类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金融杠杆率的水涨船高，美国由此深陷经济金融化的泥淖，金融风暴也成为难以克服的不定时炸弹。

在此氛围下，“去美元化”在近年引发不少讨论，“人民币结算”也连带成为话题，并且逐渐付诸实践。2022年12月习近平访问沙特时提到，中国与海合会国家应充分使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平台，展开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3月29日，中国海油与法国石油公司道达尔能源在上海达成第一笔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4月26日，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Sergio Massa）称，阿根廷将停止用美元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改为用人民币结算。

对寻求去美元化的国家而言，其一来是想降低国家自身的金融风险，因为美国次贷危机曾经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多次导致发展中经济体的货币崩溃和金融不稳定；二来是想降低被制裁的杀伤力，毕竟美国出于政治原因，曾先后利用SWIFT制裁朝鲜、伊朗与俄罗斯。而人民币身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又有中国庞大市场与购买力的优势支撑，自会成为不少国家的避险选项。

当然，即便各国“苦美元已久”，希望分散风险，美元依旧是全球最强势货币。此一现象凸显了变局的发展阶段：“东升西降”是趋势，但“西强东弱”仍是现实。简言之，中国确实正在崛起，但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强权；然尽管美国是第一强权，国际秩序的多极化也已无可避免。

以俄乌战争爆发前后的时空为例，世界各国面对美国动员，从亚非拉地区乃至欧洲大陆，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自主呼声。在中东，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既不参与对俄制裁，也不配合美国需求进行石油减产，沙特更与伊朗在北京宣布复交，无声宣告中国在中东已非过客，而是有力参与者；在欧洲，德法等国并不回应美国“对华脱钩”的呼唤，而是希望深化对华经贸；面对棘手的乌克兰问题，法国方面更是传出马克龙已派外交顾问博纳（Emmanuel Bonne）与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对接，携手制定俄乌双方可作为未来谈判基础的框架，如果一切顺利，俄乌最快可在今夏开展谈判。

对上述各国来说，抗拒美国的用意并非“倒向中国”，而是美国的无理要求实在与其国家利益不符，且如今的美国今非昔比，在提供利益与公共财上不如过往挥金如土，在祭出惩罚与威吓措施上不似过去伤筋动骨，各国但凡有反抗的把握，都不会选择继续屈从。

由这一视角来看，崛起的中国便是“反抗的把握”，让各国在布局对外政策上拥有更多选项，在抵御美国惩罚上更有防御本钱。故沙特也好、法国也罢，各方之所以在某些议题上选择与中国合作，并不是为了在中美斗争中选边，而是恰恰想从美国划定的阵营归属中解放，掌握推进国家利益的主动权。

从遭遇鸦片战争，到如今拥有斡旋俄乌战争的资格，中国的探索与积累跨越百年。在此期间，其由东升西降的一员，逐步成长为推动变局的中流砥柱，并与作为变局重要节点的俄乌战争，产生必然的互动与联系。从这一视角来看，俄乌战争既是东升西降下，俄罗斯挑战美国的总爆发，也是加剧变局的历史关键，既让中国更加有为，也让多极格局更加清晰。到头来，这不仅是中国的百年变局，也是世界的百年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