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两极化盛行的今天　不妨听听美国开国元勋的警告

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政治两极化所困扰。本来，不同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与合作是民主政治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但在许多社会，不同政党、利益集团之间，经常为了反对而反对，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先行，撕裂不断，内耗不止，严重制约治理效能。不论是香港建制派和泛民的长期撕裂，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的党争，还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日益白热化的党争，都属于政治两极化。

对于民主政治来说，监督、制衡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监督、制衡沦为党同伐异、无原则的撕裂，妥协和共识变得稀缺，那必将侵蚀民主政治，将整个社会推向险境。

侨居美国60余年的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历史学家许倬云，曾感叹美国立国理想之崇高，但在日益严重的红蓝分野下，认为美国已经形同两个世界，“若干矛盾和对立的利益集团，为了利益又彼此抵制和拉扯，使得一些良法美意无法在国会通过，也无法在行政权上顺利地执行。”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的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近些年来表示，美国两党审慎的辩论日益减少，能驾驭分裂的强大能干的总统未再见到，左右两派高涨的民粹主义愤怒进一步推动两极化。

其实，关于党争和政治两极化的问题，美国国父们早有警告。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在发表告别演说时曾忠告国民：“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它往往干扰公众议会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引起骚动和叛乱。”

为何会有党争？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给出了回答。他认为党争潜在原因“深植于人性之中”，“热心于有关宗教和政体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见解，依附于各种野心勃勃、争权夺利的领袖或依附于其财产使人们感觉兴趣的人，相继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他认为党争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

麦迪逊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观念、利益有别，一个社会必然会形成大小各异的不同派别，这实乃正常现象。但人容易受既有观念、利益过度影响，陷入同温层中难以自拔，时间愈久，有可能变得偏执，失去倾听和包容不同声音的胸怀和能力。在此过程中，不公平的分配体系所造成的贫富分化扩大，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堵塞社会流动通道，让中下阶层难以看到人生希望，势必让许多人满腹愤怒，滑向极端，进而为民粹主义、政治两极化的加剧提供养份。

有鉴于此，为了缓解党争和政治两极化，一方面在保障不同党派、群体公平竞争的同时，应该适度强化反映民众和社会整体利益和关切的声音和机制，能弥合和平衡不同党派、群体的撕裂。从目前现实来看，便是给人民有效监督的民主政府赋能，为政府注入更多贤能因素，让政府不至于沦为不同党派撕裂的名利场，让政府有能力引导与整合民意。另一方面便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给中下阶层创造更多机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往往能让社会变得更和谐与团结。这既是美国应该改进的方向，亦是香港在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不能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