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终结”到“衰败的美利坚”　福山变了吗？

30年前，苏东剧变之际，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历史的终结”。他认为，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最后的形态。在当时冷战终结的背景下，福山的观点风靡一时，以至于许多人都“言必称福山”。

但被不少人忽略的是，当许多人对福山的印象还停留在“历史终结论”时，近些年以来，福山已经渐渐转向。他开始关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研究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2014年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福山的一篇文章《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该文剖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诸多弊端，直指美国陷入否决政治的泥潭，政治极化严重，利益集团广泛渗透，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幅增加。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福山既反思了当今世界若干形式的民主病灶，比如“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又分析了乌克兰、印度、美国、日本、欧盟成员国家的治理困境。

他提到乌克兰橙色革命后上台的民选政客一无是处，治下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他说印度很难整修自己行将崩溃的公共基础设施——道路、机场、供水和排污系统等——因为既得利益者借用法律和选举制度横加阻挠。他指出日本困于债务问题，美国陷入功能失调，在财政、健康、社会保障等议题缺乏作为，欧盟成员国家难以解决福利困境。

福山写道：“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良好民主制的重要组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等级分明的政府。”他讽刺那些主张“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人，他说非洲撒哈拉以南很多地方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比如索马里，那里的政府几乎无存在感，但社会一团糟。

从30年前高呼“历史的终结”到近些年来反思民主衰退，福山变了吗？既可以说他变了，又可以说他没变。说他变了，是指福山已经意识到单纯空喊民主，把自由民主制无限拔高，根本解决不了棘手的实际问题。不论乌克兰的悲剧，“阿拉伯之春”沦为“阿拉伯之冬”，还是发达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都是例证。福山说：“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和韩国的，还是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威权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如没有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的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福山的自我反思对于至今那些依旧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的人是一种警醒。

说福山没变，是指福山仍然信奉民主。他认为：“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经过多年研究，他意识到“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向往这样的社会：其政府既负责又高效”，故他在民主所指向的问责制之外，提出国家能力和法治，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离不开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的稳定平衡。

应该说，福山的自我反思是有启发价值的。《香港01》曾在《现实版“药神”案背后：中国良政善治的关键是什么？》一文中认为：“若无必要的国家能力作为基础，法律恐沦为一纸空文，民主恐造成治理的低效乃至失败。若无法治的约束和规范，国家能力恐助长权力的任性，民主恐沦为民粹的狂欢。若无民主问责的制衡，国家能力恐加剧权力的傲慢，有沦为专制主义的风险，法治恐变成官僚用来管制社会和民众的工具，一些政府机构和官僚知法犯法现象将难以有效遏制。”

但问题是，福山难以回答的是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之间怎么达成稳定的平衡，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怎么优化。在福山笔下，民主问责的主要形式是选举民主。可选举民主的一个最大风险便在于民粹陷阱。如果选举民主不能破解民粹困境，福山说的国家能力又何以优化？难不成是靠特朗普（Donald Trump）吗？显然不能。

正如福山自己所承认的美国近些年来强大能干、能弥合撕裂的总统未再出现，连作为发达民主国家的美国都早已陷入民粹困境，那么怎么改进国家治理？民主绝对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创新民主形式，不去规避民粹陷阱，不去探索国家能力、法治、民主问责之间怎么达成稳定平衡，仅仅高喊民主价值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