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中之重 中央的内外忧患意识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出炉。据方案,中央机构层面,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在“深化党中央机构改革”部分中,新组建的三个“委员会”,金融领域就占了两个。再看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层面,总共有十三项,当中涉及金融体系改革的就有六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化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央行分支机构改革、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加强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统一规范。毫无疑问,这轮改革分量最重的是金融体制改革。
按照此前习近平所说:“总的看,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针对性比较强,力度比较大,涉及面比较广,触及的利益比较深,著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金融领域就是这次“重点行业”、“针对性强”、“力度大”、“涉及面广”。
为何如此重视金融领域改革?习近平多次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域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此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在金融改革,同高度重视“金融安全”一脉相承。
“金融战”就在身边
中共中央一直以来都判断:当前中国金融安全面对的严峻挑战,既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相关,也与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相关,更是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积累的内、外部结构性矛盾在外部压力作用下的集中显现。
首先,必须深刻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环境变化。事实上,并不只是美国挥舞金融大棒无所不用其极的金融制裁俄罗斯,才是“金融战”的。须知,“金融战”就在身边。
美元成为全球结算货币之后,就确立了金融霸权地位,具备了通过实施货币量化的宽松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的权利。美国愈发滥用了这个权利。每每遇到问题,美国就会行使这个对她而言表面成本最低的“特权”——实施量化宽松输血。
大部分国家为了贸易和汇率,都要跟著美元贬值,像欧盟、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指定都要跟著美联储印纸币,这就引发了全球的大放水。所以,每一次只要美国放水,接踵而来的就是全球大放水。美国薅全世界羊毛,简单来说,就是美国通过大放水将金融风险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全球为美国买单。
以上,只是美国在金融市场这条战线上收割全世界,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实体经济战线,美国照样收割,且收割得更惨烈。随著美元加息,一些国家或大型企业会因为流动性紧缩,负债增加、开始严重缺钱,为了还债要么贱卖资产要么破产,这时候美国就开始利用回流回来的资金大肆收购全球因资金链断裂或破产的优质资产。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美国就是通过上述手段,把资本注入到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资源丰富的国家,随著美国的加息,拉美各国陷入债务困境濒临破产,最后只能廉价把资产变卖给美国,积累20年的财富被美国洗劫一空。
近期,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主导的西方集团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滥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将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事实上,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那一天起,对于美国挥舞金融大棒恫吓甚至“惩戒”他国的担忧和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只要美国认定的敌手或对手就会是美国金融大棒打击的对象——古巴、伊朗、朝鲜以及俄罗斯等无一例外。然而事实上,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其盟友下手也毫不含糊。只不过敲打盟友的方式比较隐晦,主要以威胁和恐吓为主,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从20世纪60年代的法、美货币对抗,到80年代日、美就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博弈,都体现了这一逻辑。
美国挥舞金融大棒维护自身利益是常态,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际金融规则仍然主要是反映美国利益的工具。中国很大可能会成为美国金融大棒敲打的对象。基于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结构性矛盾,美国恐怕很难容纳中国这样体量如此庞大,而又与其价值观完全不同的外围国家。
如果中国选择对美国主导的这一体系发起挑战或与其脱钩,且不说今天确实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更可能在短期内加剧国际金融秩序不稳定,让很多中小国家遭殃,并遭受“中心国家”猛烈打压,中国也将因此面临难以预测甚至难以承受的经济金融风险。
这是中央时刻如芒在背的外部忧患。
打铁还须自身“硬”
鉴于此,中国推进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必须是间接性、渐进性和建设性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必须首先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抵御金融压力、防范国内金融风险工作,加强国内金融监管跨部门协调、优化金融监管方式、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护住国内金融短板,确保国家金融安全,避免出现重大金融动荡。
这就必须深刻认知自身金融体系的变化。中国金融体系自1978年以来朝著市场化、规范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演进,但其过程是曲折的,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化程度,均非线性地迅速上升。“复杂化”一词并非严谨的研究概念,也难以量化,但一定程度上可用来概括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的新变化。
在看似复杂的金融现象背后,核心逻辑是中国在近些年加快城市化和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以土地和房地产为主要介质的快速资产化和金融化。在多方主体共同行为的表像下,地方政府和银行体系的行为逻辑和模式值得重点剖析,金融业与新技术、新业态的互更要好好研究。银行业表内外信贷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全社会金融扩张的“节拍器”和复杂关联的“发源地”。不深入研究分析银行业机构行为及其关联性,就很难真正理解这种复杂性的逻辑。金融体系的复杂化有其阶段性和特殊性,理论上会随著资产价格波动有所收敛,但若按照以往信用主体的行为逻辑持续发展,继续发散的概率较大。
金融体系复杂化有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积极方面,但危险在于可能加剧金融失衡风险,即资产价格较快上涨和信贷快速扩张的同时出现杠杆率攀升和期限错配加剧,加大金融体系“崩溃”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概率。因此,金融体系复杂化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这也是此轮金融体系如此大动作的一个重要背景。
此番金融体系的改革,就是充分认识了金融体系复杂性的动因和趋势。特别在几个方面:
其一,近十几年、二十年来,所谓“金融创新”大行于市,导致金融乱象频出。例如无数人被P2P机构骗得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国家下极大决心,釜底抽薪的关闭了5000多家P2P机构,彻底停止P2P业务,才彻底终止这一乱象。本次金融改革,乃是从根本上,最彻底地遏制过往的类似的金融乱局。
其二,监管与服务经营分不开,需要纠偏。金融系统曾经是服务与监管一体,自己监管自己,导致无数惊天大案。例如赖小民贪污受贿17.88亿元,数额惊人,最后被判处死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由于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的牌子,既承担当地的金融发展职责,又行使对“7+4”类金融组织的监管职责。在地方金融监管局管辖的小贷、担保、商业保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金融机构,及地方交易所、开展信用互助的农合社、投资公司、众筹机构等四类机构中,地方监管局既担负监管职责,又担负地方金融发展大局重任,存在明显的发展与监管的平衡风险。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同样出了不少问题。
其三是因为金融领域一直潜藏著系统性风险和隐患。目前中国对重大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协调仍不够充分。迫切需要通过完善的体制机制来防范和化解风险,抵御各种可能的侵害。包头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等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教训甚多,无不在提醒我们。
这些是中央时刻如鲠在喉的内部忧患。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金融风险逐步累积,是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金融是最需要监管的领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更加需要保持战略定力。金融风险不是一天形成的,治理金融乱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今次在党和国家机构层面对金融领域“动手术”,也说明了中央对这个领域的忧虑和重视,治理金融体系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