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吴启讷・二｜政治究竟在做什么？三年疫情敲响警钟
导语：疫情爆发伊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启讷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强调抛开每个国家防疫情况以及舆论场上的口水战，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一些关键命题的契机，比如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疫情延续三年之后的今天，吴启讷再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结合疫情的具体情况，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民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进行再思考。此外，吴启讷还结合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解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重要且必要。此为访谈第二篇。
香港01：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议题最终要归结到哪里？您当时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话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政治的品质有什么评估的标准？在过去19世纪、20世纪以来，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义化以及意识形态化，政治里面很多的技术因素都被加上一种政治描述，让我们没有办法认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么？其实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一个所谓政治的能力，就是怎么样把政治做好，怎么样做就不好。这个严肃的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其实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因为所有的讨论一定又回归到了意识形态里面。但是因为病毒本身的盲目，为我们提供一个空前的契机，政治的品质是好是坏，政治的能力是好是坏，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病毒的检验。结合三年疫情，对于“整个政治的品质有什么评估的标准”“政治究竟是在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您怎么回答？我们该如何全面准确评估一个政党的政治能力？
吴启讷：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品质的评估标准，在于是否有效促进人的福祉，是否有效维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久前中共召开了二十大，在台湾有少量的人看了二十大报告，有人反应，在台湾的竞选过程、立法机构、行政机构、政党召开的会议里，从来没有像中共的全会这样检视之前的工作，检视竞选承诺是否达成，因为在现实中，政治人物承诺的事能够实现的比例不高，当然不愿意回头看，只能继续为将来画大饼；可是二十大报告对过去五年、十年所做的事情做了详细的检视，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说，很多人对这样的报告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是老生常谈，但从外部来看，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去检视过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去，中国制订，并且实现了十三个五年规划，这里面就包含着实实在在的政治能力。
二十大报告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在知识界可能会引发很多质疑，一些人会反问：现代化就现代化，哪有什么中国式现代化？但我觉得，中国式现代化诉诸的还是全人类，重点不在于另创一个特定区域、不同模式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区别于以前所定义的现代化。以往的现代化的内容──就是现代性，来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所以谈到现代化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一部分人的现代生活是不是影响到其他部分的人，是不是影响到大自然。中国式现代化其实提醒人们，我们需要面对这些关系，并从传统里面找到与现代性的目标相契合的部分，比如中国传统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中庸政治等。
再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关键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础的全球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而是从中国模式出发，去修正现在流行的现代化模式的弊端，进而推广到全人类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福祉、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共同福祉上去。这些相互关系放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更为重要，因为疫情让我们体认到，地球的规模有限，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具有共同利益，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维持一个正常循环，来适应地球的规模。但在线性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思维之下，没办法体认到这一点。我过去曾经讲过，悲观地看，也许直到有一天外星文明威胁到地球上的人类，西人才会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到那个时候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这很悲哀。三年疫情其实是很好的提醒，给我们机会想清楚人类命运的共同性，停止无谓的政治口水、经济压迫，加强合作而不是恶化竞争。
香港01：关于政治的能力和品质，您放在比较大的面向上去评估，包括是不是能够有效促进人的福祉，能不能维持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中国疫情政策的调整上，很多人会疑惑，中国的行政能力很强，政治能力也很强，包括您提到的五年规划和二十大报告等，但在民众感受层面上，却又并不满意，尤其是后期全面放开政策的急转弯。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张力？
吴启讷：如果大陆放开之后的状况放在台湾或者日本，会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我觉得不太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台湾、日本、美国或者欧洲，多数人已经习惯，政府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丛林里，会形成一种生存本能。其中包括“接受”的能力。但中国不同，中国是在用传统政治理念，或者说“父母官”的心态来理解政治，认定政府要照顾所有人，要提供兜底服务，在现实里也习惯政府的照顾。疫情的大部分时段，人们觉得被管束得太多，出现类似于“子女”对“父母”管束的反感，而当疫情传播速度终于超过防疫应对速度之后，又会觉得“父母”抛弃了自己，指责“父母”没有能力。
很显然，病毒在前期是可控的，但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后，已经超出了目前人类所有控制能力的极限，继续采取以往的封控模式意义就不大了。全面放开之后，药物准备不充分，很多人抢购退烧药等，这段时间是一个痛苦的过渡期。人们当然会问，这样的痛苦过渡期是不是跟政府的施政无能有关？政府不是万能的，在不断变异的病毒面前，无法永远即时反应，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对于灾难的预期心理，大陆民众跟台湾、香港、韩国、欧美的反应不一样，中国还是比较前现代的。前现代这个词没有贬抑的意思，前现代的思维有其自身的价值，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现代思维，中间会有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
反过来看，西方式现代化之后的公民，是不是就是完美的？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模式也不完美，我们要探索一个更好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民众本身的参与至关重要，不是所有的责任都是管理者的。疫情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会呈现出全貌，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应该会平复很多，到时候再回头解释整个过程，我们从中间学到的东西会比我们失去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