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项飙・三|宇宙尽头是考编?绝对稳定背后的机会主义

撰文: 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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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随着中国调整防疫政策,迈出“与病毒共存”的实质性一步,人们纷纷迫不及待告别核酸、健康码、行程卡、大白,但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比告别疫情更重要的,是如何对过去三年进行系统总结与反思。2023年初,围绕疫情三年的种种,以及如何推动疫后社会重建,《香港01》记者专访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作为人类学家,项飙早年因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其后赴海外求学并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2020年离开英国定居德国。疫情以来,项飙频繁参与公共讨论,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希冀更加直接地介入到社会中,其提出的“附近”和“最初500米”引起广泛且持续的讨论。此为访谈第三篇。

香港01:怎么认识“混乱”与“活力”,确实很重要。过去三年,其实有很混乱的时候,比如武汉早期的荒腔走板,上海疫情期间的各种乱象,以及后续发生的诸如郑州富士康员工“大逃亡”等,也有很有活力的时候,比如在疫情这样的最大外部变量冲击下,中国2020年GDP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另有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0日以来,全中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为0的天数,有250天。

但“混乱”与“活力”的这种交错理应是正常的,但我们还是没有能走出对“稳定压倒一切”的迷思,还是在“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里打转,好像永远在追求一种绝对化的稳定,也就是您前面提到的“不能容忍那种看上去的不稳定”。从实践来看,2022年11月底各地爆发的反封控示威,在中国一定算是非常“混乱”的局面了,但事后来看,其实也没有走向失控,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反倒一方面助推了防疫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的韧性。通过对疫情三年“混乱”与“活力”辩证关系的思考,对“稳定”的重新界定,对于推动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确实意义重大。

项飙: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对很机械的稳定的追求,而且是绝对化的追求。为什么会“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因为不允许任何混乱,就算是小的可控的混乱也没有空间,总是想“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有些时候又办不下来。我其实现在蛮担心的,虽然经济层面可能会恢复过来,但过去几年政策的极端摇摆,已经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老百姓的脑袋被搞糊涂了,不知道上层究竟要干什么,接下来官方要怎样与公众有效交流?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资料图片)

另外这样的极端摇摆,真的是强化了中国社会的机会主义,总有一批人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放弃一切原则,等经济政策大幅度转变的时候捞一把,也就是所谓的风口思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大家靠风口赚钱,事实上就会扰乱有效的积累,尤其会扰乱有效的经济创新、社会创新。最典型的就是核酸产业,这就是疫情之下的一个风口。

具体到个人的选择,也深受这种状况的影响,比如年轻人青睐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认为宇宙的尽头是考编,这在我读大学那个时候是不可想象的。透过这个现象,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20多岁最青春最梦想的时刻,就想一步迈到宇宙的尽头?这其实也是对稳定的绝对追求,年轻人不愿意做任何尝试和创新,他们可能对公务员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兴趣,但只要能进入到这个队列中,让干什么都可以。对绝对化稳定追求的同时,伴随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这两点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就解释了你前面提的为什么“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因为一种对刚性死板的稳定的狭义追求,和一种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这两者绑在一起了。它的对立面当然是既有原则又有空间,这个是最好的。

香港01:您提到考编热,这次疫情中体制内的群体与体制外的群体确实感受有很大不同,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即便封控在家,可能收入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所以会觉得封控也挺好,而且对那些要求解封的不和谐声音不认同。但于体制外的群体来说,过去三年确实经济压力巨大,很多人失业、断供,经济压力导致的精神压力也进一步加剧。疫情带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也进一步推高了考编热,2023年的国考1月8日举行,拟招3.7万人,近260万人报考,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0:1。

过去几年,内地公务员考生参加人数屡创新高。(中新社)

不同群体感受不同外,疫情三年,人们共同的一个感受是,发生了很多跌破人们常识和理性的极端事件,“平庸之恶”也成为很多人频繁提及的概念。比如一些普通人,一夕之间获得权力之后,就可以以防疫之名,为所欲为,基本的底线也不要了,法治也不管了,好像被防疫给异化了,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和思考能力。当然不仅是防疫人员,我们所有人好像也被困在了这个系统里,“大白”只是一个载体,换成我们任何人,可能都会那么做,由此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脆弱且撕裂。您怎么理解“平庸之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重建?怎么理解疫情对普通人的异化?普通人关系的重建,可能对后续社会重建关系重大,也决定了最终社会重建的成效和结果。

项飙:这个是绝对重要的。现在社会的撕裂,当然存在于官方媒体与民间声音,存在于公务员群体和非公务员群体之间,但最让人心痛的是存在于普通人之间,大家都是无权者,也是受害者,但最后互相伤害。比如上海疫情期间,邻居与邻居之间的对立,有一些邻居看到有老人在楼下走,就骂他,就污名化,有不同观点,就上纲上线。

所以疫情对普通人的异化,首先体现在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上。异化都是来自于你和别人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你把别人看成敌人,这就在社会意义上彻底被异化了。

关于“平庸之恶”,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疫情期间的大白、门卫、片警等,我认为比“平庸之恶”稍微要复杂一点。疫情期间“平庸之恶”的典型,是那些因为自己封控在家也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不仅会无条件执行这样的政策,而且觉得很多负能量的讯息就不应该出现的群体。为什么他们才是平庸者?因为他们并没有害人的意思,他只是在执行,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且做的事情跟自己的感知也没有完全违背,只是选择性的不去看一些东西,最大可能降低自己的成本,不冒任何风险,在自己安全最大化的情况下进行决策和行为,也不去过多考虑真正的长远的后果,简单地认为封控也挺好,这是比较典型的平庸者。

而大白、防疫志愿者,他们有的时候只是一些临时工,一些所谓志愿者其实也是一种雇佣关系,这些人是贯彻防疫政策最前沿的人,他要去维护和保证绝对的稳定,怎么样去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包含着机会主义,他不是在机械地贯彻上面的指令,也不仅仅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因为在基层一线分内的工作是很难界定的,怎么去贯彻弹性很大的。所以有时候人们会觉得他们的一些做法完全超出了分内的要求,甚至超出了做人的准则。这里还是一种机会主义,他觉得有了这样一个权力和机会,就要把它短期最大化,非常机会主义,但又要把这些都包装成在保护稳定,维护一个绝对的权威,避免各种混乱,到最后就是你讲的对普通人的异化和伤害非常严重,其实就在这里。

过去三年,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被人们称为“大白”,这一称呼也成为关于疫情的集体记忆。(深圳微时光提供)

这种异化并不是说仅仅把人变成机械执行政策的工具,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主动性的,心里也都有计算和小利益。这跟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确实很不一样。因为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阿伦特认为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因极度理性而失去了人性,这些人通过所谓的制度规则、上下级关系等,把一切道德判断悬置起来,而且“平庸之恶”针对的是比较高层的官员。平庸之恶按道理是不会有像倒卖物资那种怪相的。但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大白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样,虽然中国的官僚体系现在高度技术化,确实有进行理性化控制的条件,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其实是靠机会主义。为什么各地不断层层加码?为什么山东居然想要建设永久方舱?在防疫政策转变之前,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机会主义,投其所好,认为这样做会给自己政治上加分。

香港01:疫情之后被强化的机会主义会不会有所缓解?因为我们看中国的政策,一直是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我们有五年规划,也有共同富裕的大目标,这样的连续性理应能最大限度弱化机会主义的。不过也如您前面提到的,过去几年政策的极端摇摆,确实是比较少见和例外的情况,也进一步推高了机会主义。

项飙:我觉得首先必须要去充分的认识和讨论,关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机会主义,你刚才提到大白的情况讲的很好,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这样做。基于这样的意识,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对生活当中的机会主义进行检讨,所以大白这些人真的不是一小群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包括我自己都有责任的。我们太不勇敢了,往往很容易向机会主义低头,而且有时候往往为了自保或为了自己的利益主动向机会主义低头。

其次是你提到的疫情之后是变好还是变坏,如果我们不扪心自问,不开始“重建附近”,不把机会主义卸下来,只能是变得更坏。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对教培行业的整顿。按理说教培是有问题,是不合理的,但又是有客观需求的,现在只是一刀切了供给侧,但需求还在,因为学校本身的考试制度并没有调整,所以现在从地上转到了地下,开始偷偷做,这又是机会主义。而且转入地下后,这些学生被家长告知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这些小孩一开始就被教育懂得了什么是潜规则,这不都是机会主义教育吗?这对于孩子价值观的型塑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疫情之后,好像又要开始回调了,这又是新一轮的机会主义的土壤。

受政策影响,不少教培机构纷纷寻求转型以求生存。图为新东方旗下东方优播的教师培训会。 (红星新闻)

还有一个例子跟我所做的国际流动研究有关。国际流动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领域,有大量的中介,还有人口走私,文件造假等,这是全世界的普遍情况。为什么这个领域会变得高度机会主义?是因为流动人口政策是变化最多的,有的时候选民的政治态度变了,有的时候是经济需求变了,或者教育产业的情况变了,都会直接影响签证的申请。在这样过程中,因为政策的不稳定,以及不断的摇摆,就会产生各种机会主义。而且政策的不断摇摆,会使得政策本身失去公信力,一个政策出来后,人们想的是怎么去应对这个政策,完全不觉得在道德上没有义务去遵守这些规则。

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老百姓的机会主义不是天生的,也是被逼出来的,往往是因为没有正常的有效竞争,没有有效发展自我的空间,所以只好搞机会主义。这跟内卷是很相关的,内卷之后,人不断地为竞争而竞争,很自然地会变得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