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共产党 · 三 | 中共和西方政党的区别到底在哪

编者按：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党已经超过100年的中共，在成功让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召开的一次决定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走向的重要会议。百年以来，中国从曾经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失败国家一步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切的发生与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密不可分。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借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的外溢，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特区，其命运早已与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紧密相连，更是迫切需要认识中国。而认识中国的关键，便在于认识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诸多不同，在海外社会盛行的自由主义观念影响下，许多人对中共的认知过于意识形态化。数十年以来，海外社会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预测过它的崩溃。但结果它一而再、再而三证伪许多人的预测，成功应对一个又一个危机，让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数年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人们不能不去思考，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让近代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超大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并在建政后犯下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后，还能带领中国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发展奇迹。

当一个政党及其建立的体制，存在时间越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越大，那么必然有其不能不去正视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对于长期用偏见的眼光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香港社会来说，与其活在不切实际的想象中，不如实事求是，理性认识中共，为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探寻更多可能和空间。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何区别？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香港01刊发系列文章，通过传统文化、马列主义、西方政党对比等三重视角来认识它，此为第三篇。

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翻开政党史，可以看到政党的诞生、演变的规律。时至今日，世界政党数量越来越多，演变速度也越来越快。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太多不同，所以很多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认为它迟早会崩溃，中国政党制度会变得和西方大同小异。但事实是，中国共产党非但迄今没有崩溃，还屡屡在西方政党暴露出严重问题的同时带领中国创造发展奇迹。这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疑问，中国共产党究竟与西方政党有哪些差异？

历史传统和文化根基的不同

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政党，意味着彼此产生的基础和土壤不同，这注定了政党的理念、组织形态及其建立的政治体制会大相径庭。西方文明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自那时起就存在城邦民主，且城邦国家林立，盛行对外海上贸易活动。后来虽然出现过几次大一统帝国，但要么存在时间有限，要么带有一定的贵族制色彩。

换言之，在西方漫长历史进程中，并未出现明显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世俗政权的力量一直不太强势，盛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谓国王只不过是最大的贵族或领主而已。即便是被人称为专制黑暗的中世纪，始终存在宗教权力和世俗王权的相互制衡。宗教改革后，世俗政权扩张，宗教神权退缩，而国王在这个历史过渡时期，只能够联合新兴资产阶级才能一起对抗教皇。世俗政权的羸弱，使得西方近代在反宗教神权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并未形成对世俗政权的信赖。而以资本为背景的新兴世俗权力更是成为积极填补这种空隙的有生力量。根据这一套论述，西方社会形成了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国家理性，强调社会契约精神，重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限制国家权力，重视程序正义。

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正是因为西方缺乏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加之古希腊民主文化渊源，在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激烈变革中，逐渐发展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社会契约等精神，形成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传统，并延续至今。虽然这种论述早就被现实世界的发展所质疑，但它在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循环论证能力应该说依然是强大的。

中国则是一部不断走向大一统的历史，虽然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分裂，但最终还是越来越朝向大一统的国家发展，从而奠定中华文明的主体疆域。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摒弃了周朝的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君主制。此后两千多年里，尽管分封制偶有复辟，但整体还是中央集权君主制为主，而且这套制度经历了不同朝代的巩固和完善后，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家—国—天下”秩序，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相辅相成，重视人伦和道德修养，强调“秩序”和“统一”，具有浓厚的集体主义倾向。在认知方面，与西方重视纯粹理性不同，中华文化主张经世致用，强调实践理性，孕育了丰富的道德文化。在国家治理上，西方迷信性恶论，发展出符合这种假设的法治体系，而中华文化推崇性善论，讲究仁德治国，故存在重礼治教化、轻法治的传统。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所以这种不同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甚至是苏联共产党，自然在意识形态、组织形态和政治体制上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点。

意识形态的不同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价值共识，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指导性作用，同时亦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是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政党之间尽管并非铁板一块，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存在区别，但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底层，即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自由民主理论。该理论表面上承认人的尊严和价值，认为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主张群己权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主体，只要不侵犯他人，皆有自由的权利。但事实上，资本在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都受到资本结构的高度约束。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却鼓吹对政府权力的忧虑。它认为政府虽然是避免所有人与所有人战争的必要之举，但人们无法避免政府这头“利维坦”（Leviathan）滥权，所以必须透过分权制衡和宪政予以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结果是资本在市场和社会中取代了政府，成为统治力量。

应该说，相比于容易酿成暴政的君主专制体制，这种理念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彰显了自由和民主，以至于不少人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历史当然没有“终结”。今天西方的选举民主体制备受诟病，不仅因为选举民主容易滑向民粹，从结构上很容易被资本利益集团操弄，而且其承诺的自由民主更多时候只是服务于精英或富人，与思想家曾经的预想显得南辕北辙，在现实社会中更是无法提供经济层面的自由民主。

中共背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人民的整体利益，有一种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民贵君轻”和“民水君舟”，另一方面不迷信教条的选举民主，不赞同民治，而是提倡为民做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任何社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理性和能力进行民治，所谓“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故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把德才兼备的精英选拔出来，由他们来“保民—养民—教民”。

至于马克思主义，本源自西方，却因为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诸多耦合之处，比如共同的集体主义价值，都更重视经济民生与反对社会不公，都更强调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加之一些历史原因，以及它为对工业化感到陌生的古老中国提供了不一样但彰显公平正义的话语体系，故在中国获得远超过西方的接受度，重塑了中国人的政治论述。

目前因为自由民主理论有西方强大的国家硬实力作为后盾，加之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跳出西方话语陷阱的路径，未能融会贯通传统文化、马列主义和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有效的传播体系，故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弱势和守势。但即便如此，若想理解中共及其与西方政党的差异，就不能不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政党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不同

以组织形态和结构的严密程度而言，西方的政党演进过程大体分为两种路径：刚性政党和柔性政党。刚性政党的党章相对严肃，具有一贯性，党纪相对严格，党员实行登记制度，不能随意参加，各级党组织职权明确，党的领导人有较大权力。这种政党在欧洲比较常见，特别是倾向于工人群体的政党多属于此类，比如，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柔性政党的党章则比较模糊，党纪松散，甚至没有党员登记制度，各级党组织职权比较随意，往往仅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并且只起到协助候选人竞选的作用，根本没有实质领导权。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就属于此类。

中共的组织形态和结构则完全不同，它的党章非常严肃、明确，党纪十分严格，入党程序复杂、门槛高，实行几乎半军事化管理，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统一，严格禁止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派系活动，各级党组织属于垂直管理关系，党的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拥有最高领导权。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这是因为西方政党普遍产生于选举体制之下，以程序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信念早已经根深蒂固，使得它们以为通过和平的选举运作掌握政权是最有效和最合理的政治手段。而且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盛行，强调个人的理性，对严格的党纪制度缺乏认同，甚至抗拒。此外，西方社会一直认为自己的政治发展相对成熟，治理挑战相对有限，只是到了近年这种判断才逐步被质疑。

而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国情复杂、内忧外患、军阀常年战乱不止的近代中国。它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非常艰巨的救亡图存挑战，不是“要不要选举”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生存”的问题，既不存在通过选举去改变国运的条件，更无法为这种政治模式建立社会共识。

这种现实注定中国共产党只能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和革命党，而不是一个选举党。对革命党来说，要实现革命理想，必须在党内建立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以达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效果。当然，在不少人看来，列宁主义政党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又无一例外面临让成功的革命党如何同样做好执政的转型挑战，特别是怎样既能维持政治秩序稳定、发展经济，又能实现多元包容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

政治体制的不同

政治体制是国家结构形式，指国家的权力安排方式以及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被称作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党赖以维系的体制是选举民主，权力通过选举进行转移和分配。这种体制强调的是权力制衡，既有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公民权利的划分，又有纵向上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制衡，同时还有横向上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以及政务官和文官的分工。

同时，西方体制强调对政府的“约束性”，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追求“小政府、大市场”的目标。这种体制让政府在面对重大危机或者利益集团裹挟国家时，难以进行有效动员和改革。时间一久，包括两极分化在内的深层次矛盾便如温水煮青蛙般日积月累，侵蚀国家政治根基。

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治体制带有明显的威权色彩，不光“一党执政”是基本特征，权力只能在执政党内部进行协调，而且执政党居于国家治理的绝对主导位置，是广义政府的领导者和构成主体，具有非常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当然，中共体制亦具有一定色彩的混合体制特征，即起主导作用的中共有点像“君主”，具有几乎排他性的绝对领导权力，汇聚社会“精英”、偏向协商的政协有“贵族制”特征，人大和党内民主制度又带有民主制特色。只不过中共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中的选举成分存在较大差异，与大家熟悉的西方社会的政治传统与制度存在不小落差。

上述四大不同不是为了简单说明孰优孰劣，本意是要揭示出两种制度的差异。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无论是意识形态挑战、亟待治本的腐败毒瘤，还是依然“专制”的社会认知和人民参与不足的制度缺陷，都说明它仍有许多必须克服的严峻问题，必须通过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已有的各种经验来推动改革，从而在西方体制深陷一系列严峻危机时，给人类社会另一种可能性。

而那些长期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很有必要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拒绝一种难以理解的文明傲慢。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崛起已经传递出巨大的外溢效应，早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回避的现实的情况下，在多元包容的视角、实事求是地去理解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