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共产党· 二 | 马列主义究竟对中共有何影响

编者按：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党已经超过100年的中共，在成功让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召开的一次决定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走向的重要会议。百年以来，中国从曾经分崩离析、军阀混战的失败国家一步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一切的发生与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密不可分。可以说，伴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借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在世界范围内的外溢，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之下中国的一个地方特区，其命运早已与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紧密相连，更是迫切需要认识中国。而认识中国的关键，便在于认识中国共产党。

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的诸多不同，在海外社会盛行的自由主义观念影响下，许多人对中共的认知过于意识形态化。数十年以来，海外社会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次预测过它的崩溃。但结果它一而再、再而三证伪许多人的预测，成功应对一个又一个危机，让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可能在未来数年超越美国的经济总量。人们不能不去思考，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让近代四分五裂、内忧外患的超大型国家实现主权统一，并在建政后犯下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严重错误后，还能带领中国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发展奇迹。

当一个政党及其建立的体制，存在时间越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越大，那么必然有其不能不去正视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对于长期用偏见的眼光看待中国共产党的香港社会来说，与其活在不切实际的想象中，不如实事求是，理性认识中共，为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探寻更多可能和空间。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中共和西方政党有何区别？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香港01刊发系列文章，通过传统文化、马列主义、西方政党对比等三重视角来认识它，此为第二篇。

多年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存在明显区别，中共在西方语境里很长时间都类似一个巨大的“谜团”，不断地被妖魔化。其实，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异质感”，很多都源于西方对中共“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基因的陌生，使得中共成为西方社会一个异质的“他者”。

中国共产党虽然一直都在不断地中国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不断克服列宁主义（Leninism）政党的某些弊病，但主体框架至今都承继着马列主义的政治基因，它们关系着中共的执政根基，是中共的“大政治”。这些与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一起，构成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最大区别所在。若不能读懂中共身上所包含的马列主义传统，就很难理解它。

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说，意识形态和组织是两个最核心的指标，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灵魂，组织则被视为政党的肌体。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也必然离不开这两个维度。而中国共产党恰恰在这两方面蕴含了马克思主义（Marxism）基因，奠定了它的政治底色，令其与世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开来。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道出了马列主义之于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长期陷入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将不国，人民流离失所。在此情况下，经历多次救亡图存行动失败之后，一批知识分子突然看到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取得革命成功，于是心向往之，渴望在中国复制其经验，再加上作为马列主义核心的马克思哲学其实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诸多耦合之处，比如都重视历史传统、都强调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故才有了中共的诞生。

那么，马列主义到底怎样在意识形态层面影响了中国共产党？

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不单提出了与中国古人想像的“大同世界”相类似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且为之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以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视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分为依次演进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Karl Marx）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产生前所未有的阶级对立，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

基于此，马克思作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将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的预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是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将发挥领导者的角色。而后列宁（Vladimir Lenin）在俄国的斗争实践中，完善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严密的政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而且不同于马克思关于革命必须吸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果，只能以世界革命的方式首先爆发于发达国家，列宁则认为，落后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中共正是在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和暴力革命理论指导下，于1921年由一批主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建立。中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开始了长达28年的革命历程，在1949年打败国民党，创立新政权，并于1953年开始，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建立了公有制。而其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延续了马列主义乃至斯大林（Joseph Stalin）体制的特点。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依然是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理想。

其次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了他眼里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巨大“秘密”，即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向工人购买劳动，但工人除了生产出自己的工资，其实还生产了更多的价值，但这些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发财致富的“秘密”。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则设法掩盖了这个秘密，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不科学性和不可持续之所在，而且只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

剩余价值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传统的理论认为，工人阶级若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走向公有制，实现“按需生产”的共产主义。但马克思和列宁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差别，马克思本人认为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达后产生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结果，而列宁则基於其一国革命理论，认为可以通过建立政权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建立公有制。斯大林则更激进，用行政力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这套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共具有显著影响。在革命时期，中共利用“剥削”理论在农村进行“剥削”论的宣传，组织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显现出强大的激励作用，对中共动员群众起到了理论支持。

在1949年建政后，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以及消除剥削必须消除私有制的理念，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中国进行了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既确保了中共新兴政权的稳定，让中国能在西方封锁的困境下，以不重走西方殖民老路的和平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而且还让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致今日中国仍是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从根源来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向。

当然，该学说本身存在不少问题，很容易被极端化，如推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政治运动，甚至片面否定企业家的作用，阻碍经济的有序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因其僵化和低效，在邓小平等政治家检讨反思之后，逐步转化为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不过，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并不等同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习近平更创造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国家政策，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仍保留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

再者是作为前二者哲学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具有深远影响。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辩证法和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唯物论而创立的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成果。辩证唯物主义在认同世界是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更多地科学探讨世界的存在状态。辩证法两个基本特征包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而矛盾是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源。因此，辩证法的核心是矛盾，即“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熟悉中国传统思想的人都容易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哲学理论，甚至将它们与“史”学、“易经”等联系起来了解。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锁定在“实事求是”，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一种“现实哲学”，都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在“中国化”的背景下，而且从教条僵化的应用中拨乱反正之后，被人民普遍接受。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归纳了辩证法的三条规律，经常被马列主义者奉为教条，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其实这不过是对辩证法一种简便的裁剪，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抽象，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抽象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在中共历史上，经常运用这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根据社会情况调整主要矛盾，如中共十九大就调整了邓时代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当然，因为一些中共官员容易把辩证法聚焦在“对立”关系上，强化对立，淡化统一，造成对辩证法的误用，沦为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于是非黑即白，僵化死板。这类负面教训在中共历史上不胜枚举。习近平近年来经常提出“知行合一”、“不忘初心”、“以人民为中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等说法，很大程度是要扭转教条僵化的官僚主义，消灭官僚的傲慢，他既是要去除传统思想中的糟粕，更是要去除官僚体系的专制。

其实相比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共影响最大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系统的哲学理论，可简单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更具体说，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不断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将会发生相对应的变化，人类历史就是这种发展——变化——发展的不断延伸，而且早已经形成一套规律，社会就是根据这一套规律不断演进。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上层建筑是政治建构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经济关系是政治和思想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政治和思想都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是第二性的、派生的。

在资本主义等阶级社会里，因为经济关系的对立性，使得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这种唯物史观对于中共的影响，既包括革命时期，以阶级分析法划分国内的政治势力，比如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表现在建政后错误地运用阶级斗争，将阶级对立放大化，忽视了统一的一面。1949年以来，中共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权，公有制曾经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这种唯物史观的自觉运用。只是在同一时期，它同样放大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夸大意志的能动性，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违背了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违背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并适时地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同样是发挥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表现。

由此可以看出，马列主义作为中共的官方指导思想，从哲学理念、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层面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共的建党、革命、建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甚至重塑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话语体系。

政党组织

如果把马列主义分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两部分的话，列宁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党组织层面。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天然领导者，共产党的角色只是辅助作用。但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列宁发现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可能是极端“落后”的，要等待无产阶级的自发觉醒，寄望于经济斗争或者议会政治的改良主义，根本没有出路。所以他主张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该政党除了要由具备先进意识和能力的群体来领导，以确保“先锋队”角色之外，还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关于这一点，列宁曾在《进一步，退两步》里说：“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具体到实践中，列宁实行近乎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党的中央机构可以通过金字塔型的组织系统掌控每一个党员。这样一来，列宁主义政党就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并由此成为革命军队的建造者和领导者。因此，“党指挥枪”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特色。

正是因为列宁主义政党的革命党身份，使得他们不会走在他们认为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议会政治道路，而是走武装革命建立政权的道路，故“以党建国”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特点。

纵观世界，这种“以党建国”的道路成为苏联、中国和越南等许多落后国家走向民族国家建构的途径。而在建国后，一党执政、党政不分也被理解为许多革命党执政后面对的困局，即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通过革命胜利而获得政权的政党，如何可以在执政上依然能够胜利的质问。在西方政治语境中一直存在对列宁主义政党持续执政的怀疑。

换言之，考虑到列宁主义政党普遍产生于革命环境下，时刻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故他们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采取高度集中的军事化组织形式和充满斗争性的意识形态，以保证高效的行动能力，就不难理解。但执政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革命时代的生存压力不复存在，那种高度集中的政党组织和一元化的斗争性意识形态，开始面临巨大的争议，甚至出现执政合法性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极端恶劣的革命环境下诞生，采用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建党方针，思想上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旗帜，组织上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严密的半军事化的党组织系统，强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党的绝对忠诚。而在执政后，中共也曾经面临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深层困境。习近平针对这种质疑给出了自己的说明，也就是不存在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转变或过渡，相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具革命性、而且是长期执政的政党，它已经经受过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考验，“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的社会现实为这种说明提供了坚实的回应。

无论如何，高度集中的组织如何应对自身向官僚主义蜕变，防止自身腐败堕落为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如何避免走向个人崇拜和专制集权，都曾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中共的毛泽东时期，都曾出现个人崇拜，都在各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灾难。诚然，中国社会有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尤其是两千年的中央集权传统，使得中共体制有较强适用性，能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继续发挥核心作用，但集权不等于专制，中共的挑战是如何在中央集权的体制里，为社会提供更具包容性的人文环境。

同样地，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和平年代，面对多元化的利益和许多人追求个体自由的诉求，如何保持对人们的吸引力，同样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和理论挑战。列宁主义政党在执政后普遍面对国家及经济治理的成效质疑。中国亦不例外。毛泽东时代，由于他本人在革命年代积累起来的个人权威，使得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化身。当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反复受挫后，也就是中共的国家治理模式深陷困境的时刻，例如在“文革”后，中国出现普遍的理想破灭现象即是例证。

改革开放后，中共有意识地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动员弱化，专注经济民生，一时间使得中国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渐次打开。经过四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精神状态大为改变，如何应对社会上的多元价值，持续塑造一种开放、包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成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

马列主义是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以上分析只是对其影响中共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这两个最重要面向的剖析，即便如此，也足以印证中共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教条认识马列主义造成的理论张力。尽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愈来愈“中国化”和“时代化”，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组织形态上，都更加注重吸取中国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更强调社会的现实需要，顺应现实国情的要求进行调适和改革，但它依然有著对马列主义的教条认识传统，甚至内嵌于它的政治基因中。就算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其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亦无可避免地需要一段时间才可能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及发展无缝对接，因此要理解中共既要回归到中国的传统思想，但亦绕不开马列主义的哲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