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石齐平︱“中国威胁论”破功　中国治理优势要靠时间来证明

在纷扰的台海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7月28日晚间再度通电话，两人谈话既是大国博弈的一环，背后也象征着各自的道路选择与价值体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图景，既有内部弊端丛生又想奋力保住帝国余晖的美国，也有充满自信且想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出身于台湾的资深媒体评论员接受《香港01》专访时指出，“中国威胁论”声音已渐微弱，连西方精英都在调整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优势需要时间的积累来证明。

曾经长年在台湾的大学教授经济学，且在1990年代初期任职于台湾海基会、亲历两岸恢复接触谈判的石齐平，现为香港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近来多在台湾报章杂志撰稿分析中美大局，对“百年变局”下的“东升西降”态势相当乐观。他在台湾《海峡评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长文《从“全球（右）化”到“全球（左）化”：看中国世纪崛兴的时与运》提出判断，认为兼顾左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应是当下能对全世界提供此一公共产品的唯一国家。

然而，面对疫情突如其来的袭击，以及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整盟友队伍的权力格局变化，中国内部也面临了经济发展压力，甚至最近爆发了“烂尾楼”与银行借贷等风暴，从而在西方世界和香港、台湾被放大检视。这说明了中国大陆官方宣扬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旧有很多的关卡需要克服，才有可能让世界看到中国大陆的治理优势超越西方民主国家，进而被接受为一个可考虑的选择方案。

唯社会主义关注弱势者

对此，石齐平向《香港01》记者坦言，中国治理优越性能否突显出来，要靠两个方向的努力。首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对大陆百姓或世界各国证明确实是不错的东西，这需要时间的积累。不过至少跟20年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一点成绩，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威胁论”声音慢慢在变小，连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不得不勉强修正和调整他对中国体制的观察。

其次，石齐平认为还需要靠中国理论专家的努力，尤其是要点中要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回顾历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由来已久，各有各的优点与缺点，从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生产力爆发加上资本主义带来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马克思（Karl Marx）提出了他的矫正方案，亦即社会主义。

看在石齐平眼里，马克思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关注弱势者，“提出社会主义完全正确”。对比于美国资本利益集团横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谁去管那些弱势者？”在石齐平的历史解读中，1917年“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联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误以为社会主义照顾弱势者是一种绝对的公平与绝对的正义，所以就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平，用一种极权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公有体制”，其结果不问可知，出现了缺乏效率与生产力的问题，“当然就走不通了”。

改革开放这条路不容易

此时邓小平很诚实地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石齐平不无感慨地忆述起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这条路走得很辛苦，但起码方向是对的”。石齐平说，别看现在中国大陆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琅琅上口，但起先的思想包袱还认定任何跟资本主义沾上边的东西都是邪恶的，想方设法用“商品经济”的说法来取代“市场经济”。

在1992年一次私人行程，石齐平赴北京参加一场研讨会，主办单位安排了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方生来评论其文章。方生于1946年考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曾任台大学联会主席，参与过二二八事件，后遭国民党政府通缉离台经香港转赴内地；改革开放前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生，其理论曾在海内外引起反响，还有“方开放”的称号。在那场研讨会的中场休息时间，经过几句客套话来回，方生向石齐平提问：“你的文章里面讲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意思？”石齐平则答道：“跟你们所讲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一回事”。

之所以回忆这个故事，石齐平借此强调1992年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仍缺少理解，也不太敢碰。直到邓小平南巡，该年底十四大正式将市场经济写了进去。“所以中国大陆这条路走过来确实不容易，因为每一步都涉及到思想的解放。”石齐平如此评价。

中国给世界的公共产品

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则是共产党的基础，不可能抛弃掉。在台大接受经济学训练的石齐平说，当时西方和台湾的经济学家几乎无法理解“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两种“水火不容”的概念怎么可能摆在一起，但其实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比如德国或北欧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那么排斥。

为了区隔于中国大陆过去对社会主义走“计划经济”的既有认识，也要突出与世上一般人理解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这个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乃是“中国特色”。石齐平强调，从照顾农工等弱势者起家，社会主义从来就是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的精髓，所谓“不忘初心”，也就是指共产党不论发展到什么地步，都要“为人民服务”。

石齐平举例，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只有中国大陆高举“扶贫”与“实现小康社会”的旗帜，这就是社会主义。相较于西方只有受资本家控制的市场经济，中国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优势，还有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两者并行不悖。扶贫等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是需要政府政策和国有企业。“这是今天中国大陆体制上的优势”，石齐平说。

这个做法也延伸到全球治理上，石齐平表示，中国对全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便是基于此理念，跟西方国家不一样，帮助贫穷国家靠的更多是基础建设，同样是社会主义的体现。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石齐平指出他们是歧视和敌视社会主义的，把社会主义当成毒蛇猛兽，像是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打着社会主义大旗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但结果永远不成气候。

治理能力需要越过的坎

对于中国发展大局与趋势的乐观，石齐平又是如何看待大陆基层政府仍存在的各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严重问题？要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要如何翻过这些“坎”？

石齐平同意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认为上述的“坎”是涉及国家及政府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大陆有14亿人口，30多个省市区，光是县级行政区就有几千个，“我今天如果是习近平，重点就会放在这里，要教育、彻底的教育”。石齐平建议，内地的党校意识形态能少就少一点，而有用的治理能力尽量多一点，这才是管用的东西，如果真的这样去训练，有个五年十年基本也能见效。至于考核，就是看受训地方官员的水平，是否能够抓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政府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管的时候要怎么管？”

就石齐平的全盘想法来看，他认为内地的政治与经济学者，还是需要弄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之西方的优势理出头绪来。石齐平总结道，“重点还是在理论，必须先有理论，再配套搞宣传，宣传起来就事半功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