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5周年︱香港政治“内地化”了吗？
最近，香港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在接受《香港01》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本身是互相磨合的过程，让内地和香港两种制度及生活方式互相拉近距离、互取所长，不过近几年的发展，香港政治实况已倒向一边，走向内地的制度，但与此同时民间与中央的想法渐行渐远，而商界在新政治形势下的角色，也会逐渐式微。他认为，研判香港“管治的模式，都会和内地愈来愈接近”是中性的说法，不含褒义或贬义。他还说，香港大众市民心目中的理想制度和生活方式，与内地官方的想法有所出入，通俗的说法即人心未回归，不少精英阶层子女在外国读书后未必在香港落地生根，而随着香港管治模式愈来愈趋近内地，相信这种情况会继续加剧。
作为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温和建制派代表人物和香港商界精英，田北俊这一说法引来一些人关注。自香港回归以来，疑虑香港会否内地化的声音一直都有，但由于“一国两制”的存在正是为了在“一国”架构下保持香港的独特性，故类似疑虑长期以来都缺乏社会土壤。然而近年来，中央治港工作因应香港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修例风波的刺激发生明显调整，接连出台强势举措，在有效强化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稳定的同时，确实让不少人对于香港的“两制”特色还剩下多少空间的疑虑明显增加。田北俊的说法未必指向这点，且他已经表明“管治的模式，都会和内地愈来愈接近”是中性的说法，但姑且不论田北俊的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在香港不少民众的心中，确实存在香港日渐内地化的疑虑。
那么，问题的核心便是怎么看一些港人对于香港日渐内地化的疑虑。坦率说，考虑到鸦片战争以来香港和内地的不同遭遇和命运，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一些港人有香港日渐内地化的疑虑实乃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尤其是当近年来，中央治港工作因应形势的强势调整和香港固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狭路相逢，让一些港人感到不适应，更是可以预期的结果，没必要讳言或遮蔽。
真正要害之处在于政治状况内地化是指甚么。如果内地化是指香港和内地有更多的政治互信，相互取长补短，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给予香港更多空间，那绝对是非常必要的好事。反之，如果内地化是指香港政治生态和治理体系与内地趋同，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大同小异，再无“两制”之别，那则要保持警惕。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一国”都是摆在香港面前的最基本政治前提，香港的政治前途、政制发展都与此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中国早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香港和内地的经济社会政治联系紧密交织的情势下，香港未来能走多远，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香港能否与中央、内地良性互动。对于“一国”之下的香港来说，最理想的政治前景是香港社会的中国认同愈来愈强，和中央、内地互信愈来愈多，中央和内地回馈给香港的自主发展空间愈来愈大。这也是一种双赢。
除此之外，香港和内地，在政治领域各有其特色，若能相互借鉴，对彼此都是一件好事。比如，内地治理中所展现出的责任伦理值得将政治视为一种工作的香港借鉴。不可否认，内地政治存在各种各样亟待改进的问题，但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不少官员展现出来的实干精神、敢为天下先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精神和解决复杂问题、重大挑战的杰出能力，是香港所欠缺的。某种程度上讲，过去多年以来，香港历任政府之所以都没能解决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和住房难的深层次矛盾，在推动人心回归上缺乏作为，便与香港政治中缺乏精于实干、励精图治的改革家密不可分。同样道理，香港治理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专业主义态度、法治精神和对于民众合法权利的尊重、保护态度，则是内地政治所欠缺的和亟待学习的。所以说，若香港政治状况内地化是指这个层面的内地化，则是利港利国的好事。
但如果内地化是指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大同小异，则实在不明智，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香港一直是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与博弈的缓冲地带。为甚么当初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之初，宁愿揹负压力都不急于过早解决香港问题？为甚么邓小平以“一国两制”而非“一国一制”来解决香港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保持香港的特殊性，有助于为香港和中国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为何哪怕经历修例风波那么大危机，哪怕近年来内地舆论场中质疑香港恃宠而骄的声音明显增强，但中央还是不厌其烦地重申坚持“一国两制”的决心。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审视香港政治内地化同样应该如此。政治制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往往各不相同，尊重一些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选择、现实情况和现代人类核心价值所进行的政治尝试和试验，有助于人类政治多样性，会给人类应对政治难题提供另一种可能。因此，若能让香港和内地有更多互信，相互取长补短的同时，尊重香港原有政治特色，让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探索更优质更现代的政治体系，对于香港和中国长远来说是一件好事，会为未来中国内地的政治体系现代化起到试点作用。一言以蔽之，舆论更应该关心的不是香港政治状况内地化，而是甚么样的内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