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撕裂中国　重建两大基本共识到了最危急时刻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第三个年头，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选择“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国巩固前期防疫成果以及坚持“动态清零”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和考验。这里的挑战和考验，不仅体现在经济冲击上，而且切实地影响乃至动摇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

面对被大疫撕裂的中国，从上到下重建两大基本共识到了最危急时刻。

第一个共识是，中国不可能与世界脱钩、走向“闭关锁国”。

过去一段时间，一些事件令外界浮想联翩。从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到国家移民管理局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从2023年亚洲杯因疫情原因易地举办，到中国部分省市默认关闭接听国际急港澳台电话……这些事件原本彼此独立，也各有因果与内在脉络，却因集中发生在中国防疫的敏感阶段，让不少人开始担忧，中国正在与世界脱钩、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

虽然理性分析，不管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愿望，中国都不可能与世界脱钩、自我封闭，但中国社会的担忧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在此轮疫情之前，对外开放早已成为中国各方的普遍共识，毕竟中国闭关锁关的惨痛教训殷鉴不远，邓小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一步步富起来、强起来，也正是依托于对外开放。邓小平曾就此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起来，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而今，这一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却在不同程度发生动摇，以至于虽然高层不断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具体到民众层面依然忧心忡忡，毕竟诸多现象似乎正在不断夯实人们的这一担忧。所以对执政者而言，当前必须通过切实的行动来尽快重建社会层面对于改革开放的共识，这不仅关乎人们的预期与信心，更关乎中国的国家命运。

第二个共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放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早在1987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里的“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复出后，因应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开始着力于经济建设。自此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进一步强调这条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再次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

可在疫情的轮番冲击下，这一持续实践和巩固了四十多年的基本共识也在社会层面发生动摇。5月20日，一篇题为《除了胡锡进，没有人关心经济了》的网文热传，该文之所以能引发社会强烈共鸣，在于其不仅道出了经济学家、知识分子、企业家在当前形势面前关心经济时的无奈，也唤起了普罗大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的记忆与共识。

执政者显然一直在关心经济，一直在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社会层面，却产生了“没有人关心经济了”的担忧与想象。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错位，原因有二：一方面，在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的防疫政策下，各地为了政治正确，仍在“不惜一切代价防疫”，并未做到真正的精准防疫，经济民生因此带来巨大冲击，给外界造成一种“为了防疫，经济可以不要”的误解；另一方面，一些为经济民生奔走呼喊的声音，要么被视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歪曲、怀疑、否定”故而被删除、被禁言，要么如经济学家李稻葵般欲说还休，只能通过算一笔糊涂的生命帐来建言献策，反而在社会层面起到了反效果，“关心经济”遂转而成了为当权者摇旗呐喊。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基本社会共识亟待重建，而且光用口号安抚民众是不会起作用的，关键是要在实践层面有所行动，在效果层面让人们看到积极变化。具体到最为突出的疫情防控层面，亟需切实做到“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决不能用讲政治压倒讲科学、讲法治、讲常识。

社会共识和民众信心的“大厦”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从上到下日积月累的持续努力。中国从十年文革泥潭中走出，由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至今，形成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两大基本社会共识，并不容易，期间围绕左与右、姓资姓社也有过激烈争论和路线分歧，但最终之所以能在内外变局的激流中相对平稳发展，将中国从一穷二白推上一个台阶，关键在于主政者能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而今，在疫情冲击之下，当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共识都在发生动摇，民众信心的“大厦”便可能在瞬间倾覆，要想再重建起来，恐怕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