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芯片・四｜可见与不可见的对手

“万般皆下品，惟有台积电高”，这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有趣现象。台积电俨然成为台湾“护国神企”，“芯片换疫苗”乃至成为台湾互联网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官方因中美贸易战而愈发强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台湾网上常说之“矽盾”其实也是中美关系冲突下的一个面向。对身处这时代下的民众来说，必须真正从政治、产业、企业等面向看懂这现象背后的缘由。
本“台湾芯片”系列共由10篇文章组成，此为第四篇。

被动登场的台湾矽岛

回头探究台湾半导体产业，乃至于台积电会被推上浪尖的几个关键，其实都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这个被动体现在发展过程与产业定位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观察台湾半导体的两次跨越，一次是上述1980年代美日博弈，美国为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台湾选择了承接晶圆代工的位子，因此有了台积电的诞生；这次，则是因为中美博弈下，面对半导体可能来的第三次向中国的转移，两强在科技的竞争，晶圆制造又成了必争之地。

事实上，在这过程当中，背后是美国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的进程。美国在全球化战略与市场的驱动下，导致制造生产逐渐丧失竞争力，因此发展成以第三产业控制第二产业，让全世界将产品卖到美国；且同时掌握美元储备货币优势下，开发金融产品来汇集全球财富。在美国去工业化、金融化的走向下，加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将生产外包给亚洲地区，所以造就了技术、品牌在美国企业身上，而亚洲则负责制造生产的格局。

换句话说，当前绵密的供应链结果，并非美国、欧日国家没有能力进行制造，只是在市场要素配置下选择了最有利益的安排。但这样的安排在近几年尝到了苦头。

如此极致的全球化分工虽然为成本带来效益，可是过长的供应链会造成“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导致产销与供需的不稳定。这次经过新冠肺炎疫情禁制令的洗礼，许多企业与国家便意识到在过往供应链中，一个零组件卡关，可能会造成组装无法完成，生产也会遇到困难。这次汽车产业缺芯片便是在这样的效应下产生的结果。

长鞭效应： 其意指在供应链上的各个节点，企业只会根据与其相邻的下级企业需求资讯来拟订生产与供应的策略时，需求端资讯的误差会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并产生逐步扩大现象，这导致最终端的供应商获得的讯息与市场客户讯息产生偏差。

此外，美国近年来备尝去工业化、制造业外流的苦果。因为这连带使得关联服务业需求，如包装、运输、出口报关、饮食民生、消费娱乐，甚至于土地开发、厂房兴建、生产设备装置弱化，导致失业率大幅提升、产业技术也频频出走。这给美国蒙上一层灰，造成经济、人口与城市三重衰退的“铁锈带”（Rust Belt），同时为美国政局带来不安定的因素。

对此，美国领导人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因此欧巴马（Barack Obama）2009年上任后，陆续推出美国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流相关政策，希望重振美国制造业。他的做法是吸引美商将制造基地从海外移回美国本土，一方面则是投入未来制造业发展的先进技术研发，希望掌握新兴产业的主导权。

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7年上任后喊话“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优先”，透过减税、推动基础建设与减少法规管制等措施，鼓励制造业回流。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力邀外企到美国投资，比如鸿海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案，以及引人瞩目的台积电赴亚利桑那州设5奈米厂的投资案等。

反观中国内地持续巩固制造业发展，并在这基础上进行升级。所以在经历疫情后，内地快速控制疫情加上制造业基础强韧，反成为一枝独秀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日经新闻》曾经在2020年2月针对世界经济对内地制造生产依赖度进行过推算，内地制造业生产每减少100亿美元，海外的生产和销售就被拉低67亿美元。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分别有2亿到3亿美元不等的损失，受到的影响尤其大。

美国在自身根基孱弱，加上后有追兵，自是深感威胁。而台积电作为IC制造大厂，正是在AI、5G科技发展、中美制造业竞争的浪涛下，再度被卷上了台面。是故，台积电的突出与护国神山的称号从来不是主观使然，而是整个国际政经情势背后的滚滚浪潮推波助澜所致。

台代工定位箝制能动性

除了日美、中美博弈的外部环境之外，也有台湾自身产业定位的问题。台湾虽然宣称半导体产业链完整，但在整个产业发展上以晶圆代工为强项。代工虽然获利少、风险小，且跟国外厂商多呈现互补的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但长期走代工路线，利润随之愈来愈薄，甚至作为产业链的螺丝钉常得受外国厂商宰制，除了害怕被抽单外，一旦遇到国际情势纠纷，常呈现被动状态，毕竟生存还是得仰赖品牌企业的订单，所以容易被牵着鼻子走。

一个显著的案例是，今天当美国要求台积电到当地设厂，台积电可能没有太多拒绝的筹码。这便是因为该企业背后有太多政经利益关系在拉扯，并不是完全纯粹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

正是在上述内部定位与外部复杂政经情势下，台湾半导体产业被动地进行了跨越。但正如美国媒体给台湾半导体发展的注解，过度吸引目光可能不是好事，台湾实在不能沉溺在自满的情绪中，因为全球商场充满各种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威胁。

看得见对手：三星紧追在后

一个看得见的威胁是竞争对手韩国三星紧追在后。尽管三星的市占率与技术良率目前还远在台积电之后，台湾主流舆论多认为三星要追赶上台积电十分困难。

不过，对台积电干部而言，三星是不可忽视的对手。台积电关键人物、创办人张忠谋在2019年底接受媒体专访，提及三星时便直言：“台积电跟三星的战争绝对还没结束，我们只是赢了一、两场battle（战役），整个war（战争）还没有赢。”

张忠谋的考量是有依据的。从各方面来看，都可以看到三星紧追在后的痕迹。比如三星在资本支出、对于半导体制程研发投入都在成长；此外，当台积电积极在台湾南部科学园区扩厂时，三星也预计在韩国的平泽市（Pyeongtaek）跟华城市（Hwaseong）两地建厂。此外，三星另一大优势在于其不仅有晶圆代工技术，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厂商，在未来讲究高效能数据传输与运算速度产品趋势下，这项长处利于整合。

除了三星之外，英特尔虽然在7奈米制程上落后台积电与三星，新上任的执行长季辛格（Pat Gelsinger）承诺重新夺回该公司在芯片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希望能够改善营运，并创造更好的半导体。

不论是三星还是英特尔，他们意识到危机且明确在进行调整，这些都是现下看得到的威胁。可是，其实还有看不到的威胁。

看不见的对手：内地蠢蠢欲动

另一个威胁来自于中国内地发展潜力。内地虽然在半导体技术仍落后，加上美国禁制令锁喉对中国造成切实伤害。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内地的韧性。试想，在1960年至1970年代，在面对美国核武器的抗美援朝时期，加上苏联中途撤资，于经济落后、工业与科学研究基础皆薄弱的状态之下，还能实现“两弹一星”计划（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花了7年时间、苏联是4年、英国则是4年又7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多的功夫。这种以“举国体制”来集中发展某一个技术在中国已有前例。

时至今日，中国在面对半导体产业不如先前发展1960年代“两弹一星”计划的弱势处境，中国经济正在富强、制造业实力坚强，而科学教育也愈发受到重视。加上美国禁令中国让北京真切感受到痛处，在政府政策倾斜、企业全力投资发展下，难保三至五年间能够突破，美国给的阻力或许会是中国的助力。

华为便是最好的例子。华为总裁创始人任正非在2020年3月接受美媒《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便说，华为2019年销售收入成长近20%，取得很大的成功，这都得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他的大棒反而让世界知道华为是厉害角色，而这一棒也让原本较为松散的公司员工有了濒死的觉悟而凝聚起来。

除了华为之外，美国禁制令也让内地民众觉醒，发现自身短处在于基础科学薄弱。所以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2018年便呼吁中国政府与企业要加大力度支持基础科学，他进一步在2019年宣布将拿出10亿元人民币支持相关研究；而这股对科学探索的氛围也散布在社会当中，诸多科学、科技知识公众号如雨后春笋浮现，在技术腹背受敌的状况下点击率也随之提升，比如谈科技经济的“科工力量”、科学研究的“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等。这都将给未来技术发展扎下了根。

此外，从半导体产业发展关键，客户与人才来看，中国因着市场优势而具备生产制造的链条，假设今日内地能够不凭外力，独立开发自主生产，那么，对台积电甚至台湾半导体业而言，实非好消息，因为内地是台湾半导体出口的最大地区。少了这么大的市场，对台企是损伤。再者，如果内地自主生产的成本比台湾厂商还低的话，客户自然会在效益考量之下进行选择。

客户之外，在半导体产业最需要的人才部分，如果中国企业报以优渥薪酬、待遇，并提供前景，全球的半导体人才往内地聚集是可见的未来。届时，台积电还能否具备优势便充满不确定性。

【本文授权转载自第64期《多维TW》（2021年3月4日）封面故事。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订阅多维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和独家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