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百年风云：毛泽东是如何取得最后决定权的？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在中共百年党史中，毛泽东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共官方将毛泽东定位为中共、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与领袖，以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思想被列为行动指南之一。但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也让外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恐怕与他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有关。

1942年6月，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受到猛烈批判。其中，王明、博古是遵义会议前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分别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负责人和军事上有最终决定权的负责人，而王稼祥是遵义会议后新成立的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之一。

依靠延安整风，毛泽东最终稳坐中共的头把交椅。1943年3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处理日常工作，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会议还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分别由毛泽东与刘少奇兼任书记。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确立其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刘少奇成为中共第二把手和毛泽东的接班人。

根据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对比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名单不难发现，1943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只有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康生、博古、张闻天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刘少奇、凯丰、邓发等3名候补委员出席。另外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陈云和2名候补委员王稼祥、关向应缺席。也就是说，在当时14名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9人与会，5人缺席，缺席者占与会者的55.6%。

而另外4名与会者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担任高级干部的普通党员。从出席会议人员的构成来看，这是一次比较特殊的会议。

当时，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其缺席恐怕是毛泽东没有通知他，或者周恩来自己避嫌。如果周恩来要出席，从重庆坐飞机回延安非常方便。同年7月，周恩来就曾从重庆回延安继续参加延安整风与筹备中共七大。

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则事出有因。在延安整风之前，中央政治局曾于1941年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王明、博古、张闻天的错误。博古、张闻天作自我批评，得以过关；王明则为自己辩护，遭到批驳。从此，王明便称病不再出席任何会议。

中共建党百年风云（请点击大图浏览）

至于陈云、王稼祥、关向应，当时都在延安，但都没参加这次政治局会议。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因病休养所致。不过，这种说法存疑。比如陈云，已故中共党史专家高华曾经论述，当时陈云确实身体虚弱，毛泽东“关心”他，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枣园休养，真正的原因却是，陈云对当时延安整风的审干、肃奸有所怀疑，毛嫌陈碍手碍脚，才让他“休息”。

而王稼祥虽然效忠毛泽东，延安整风之初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其历史上属于国际派大将，所以逐渐受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但其“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身份却长期湮没了他的这份功劳，发明“毛泽东思想”概念只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

刘少奇无疑是毛泽东取得“最后决定权”的最大功臣。1942年6月，在中共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刘少奇就突出宣传毛泽东。他说：“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3年1月，从华中返回延安才12天，刘少奇又建议中央日常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后来中央书记处确实设一个主席毛泽东，两个书记刘少奇、任弼时，书记是主席的助手。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东朗曾在2007年第2期《中共党史研究》发表《毛泽东“最后决定权”问题评析》，阐述了“最后决定权”的来龙去脉与影响。李东朗认为，中共建政后，毛泽东“最后决定权”的规定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它在赋予者和承领者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却是存在的，两者交相作用，助长了家长制作风的形成。后来的历史众所周知，刘少奇成为家长制作风的受害者。

文革十年内乱（请点击大图浏览）

有评论认为，由于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并且在四清运动上与毛泽东产生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两人关系破裂。文革开始后，刘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刘少奇不仅被禁止参加会议，还完全被剥夺申辩的权利。一年后，1969年10月，身患重病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不久含恨而逝。1980年才获平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记载，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出席会议的权利，原97名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不足半数。加上会议第一天从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10人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才使与会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

而被临时扩大吸收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以及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达74人，占出席会议者总数的55.6%。也就是说，与会人员有半数以上不具备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身份。迫于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133名与会人员根本不能行使正当权利和充分表达个人意见。只有一名女性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在表决“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投下了惟一的一张反对票。

1943年，毛泽东取得“最后决定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有13人出席，其中4人是普通党员。1968年，打倒刘少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有133人出席，其中74人是普通党员。25年间，中共党史上演了相似的一幕。鉴于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明显、教训深刻，后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进行改革，才使中共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