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毛泽东如何改革弱小红军 绝处逢生成中国最强劲旅
解放军的壮盛军容与先进装备乃举世共睹，但其草创初期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却长期处于火力、兵力与物力均不如敌手的劣势，很难让人想象会存活下来。尤其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员与左派人士之后，中共被迫发起“南昌起义”建军对抗却惨遭失败，军士几乎折损殆尽，各路武装不是溃逃就是退守山区打游击，一时之间，中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社会主义在中国看似已无前途可言。
当时溃散的红军连如何筹集粮食都莫衷一是，军纪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政治部秘书焦其恺便批评过“兵士任意放枪及乱打民鸡者过处皆是”，时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警卫队班长的粟裕，也提及在南撤广东的途中，“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故如何整顿残存的组织，遂成了红军存续甚至反败为胜的当务之急。
此时，时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有感于湖南起事的失败，遂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的共产党代表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则，于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今江西省永新县三湾乡）重新整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为“三湾改编”。接着毛部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于井冈山会师后，再合组为红军第四军。而三湾改编的经验，令中共首次将党组织深入军队连部，并让同级党组织的书记开始享有与同级军官平等的权力。乍看之下，这似乎会造成军队的指挥混乱，不利军令与军政推行。但在彼时红军四面楚歌的困局下，这反而强化中共“党指挥枪”的准则，既延续了中共的政治寿命，也给了红军灵活顽抗的战斗力，不再是缺乏政治觉悟的普通农工大兵。
不过毛泽东的改编成效仍不够显著，因为彼时红军中仍存在着能干预作战决策、甚至选举军官的士兵委员会，红军中对于实现“党内民主”的形式亦存有意见，故在“党指挥枪”和统合军权等要事上争论不休。尤其是被中共中央指定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与前敌委员会下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朱德频频龃龉，个人能力强的毛泽东希望尽量集权，让前敌委员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机关；而与下属打成一片的朱德，则主张要尽量吸取兵士意见。
这种争端给红军带来极为严重的存亡问题。尤其在1928年7月面临国民党军围剿的紧要关头时，朱德带领的红军第29团竟私自召开士兵委员会，决定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连朱德都拦不住，不得不放他们离去。结果最后29团不是回家就是落草为匪，平白令红军丧失一股战力。故毛泽东对朱德暗怀不满，更不乐见这种极端民主化的作风蔓延。而当中共中央派遣刘安恭前去井冈山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又挑唆起对毛泽东的攻讦，结果引爆“朱毛之争”，逼使毛泽东一度离开红四军。
与朱德同乡的刘安恭，刻意让军事委员会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企图架空前敌委员会与毛泽东的权力，并批评毛泽东是“书记专政”，而认为军队必须统一管理的毛泽东自然不甘心。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前委与军委的分权问题展开激烈争执，毛泽东递交书面意见，强调“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承担，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还扬言“我不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而朱德也写了公开信，表明对毛泽东主张的反对：“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认定这将导致红军与中共脱离群众。
结果在陈毅赶来担任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并召开该军的党代表第七次大会后，既同意了毛泽东前委下不设军委的主张，但又判定毛泽东“英雄思想，固执己见”，又批评朱德“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将俩人各打五十大板地判处警吿。毛泽东不满地表示要离开红四军、日后再往苏联留学。不过在陈毅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四军的问题之后，事情便起了转折。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由陈毅、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讨论定稿的“九月来信”给红四军，指示“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形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此外，信中还提及“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并指示继续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毛泽东乘胜追击，于1929年12月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决议强化党对军队的深入控制、纪律待遇、以及政治委员的权责归属，务使红军脱胎换骨成一支听命于党、又能宣传、又有思想、又善作战的精兵，肩负政治与军事的双重使命。此后，古田会议的决议被其余地区的红军效法，中共中央也有意推广古田会议的经验，遂令各地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
部分人以为古田会议只是单纯伸张了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但就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确立了前敌委员会在作战时的最高地位，不致令红军再发生内部分裂，同时军政与军令也得以合一，让长期处于游击战、运动战、无广大富裕根据地的红军，能随时灵活地作战与筹集资源。即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也将前线大军交由“总前敌委员会”领导，负责调度各股解放军联合作战，既避免了像蒋介石般事事都要亲自部署、结果却不明战场实况的弊病，同时又能以党的权威随时召回总前委回中央汇报，以利掌握军队和优化决策。
因此对于“党指挥枪”的解读绝不应只停留在政治层面，对“朱毛之争”的审视更不能流于表面的人事斗争，这是牵涉处境如履薄冰的红军如何改革、乃至中共如何借助军事力量革命的大问题。而毛泽东对红四军组织的锐意革新，正是挽救与大为提升红军战斗力的关键处方，令红军得以蜕变成有别于旧军阀的劲旅，历经多次反围剿战、长征乃至抗日战争都屹立不摇，阵容还日愈扩大。但最重要的是，中共始终牢记替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并将此精神贯彻到军队中，令中共与解放军一直能获得远比国民党还多的民间支持，这才是让中共屡屡绝处逢生、最后进而击败国民党的秘密。一旦忽略了这项根本因素，那便不可能完整地评价中共军事成长、乃至革命成功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