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武汉・十四｜记者手记：不要错过危机后的进步机会

不知不觉中，武汉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经过去一年。2019年12月底，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通报27例不明肺炎病例。当时没人会想到，区区27例不明肺炎病例会迅速恶化为一场大瘟疫，不仅让武汉封城，湖北封省，高速流动的中国和春节被迫骤然暂停，几个月后更导致整个世界停摆。
2020年12月，我带同事重返武汉。这已是2020年我第四次去武汉，前两次去武汉是封城前夕和解封前夕，第三次去武汉是9月底10月初。

“武汉非常安全”已成共识

与前两次去武汉不同，第三次、第四次去武汉的感触是，当地人普遍相信武汉非常安全，甚至用“全世界最安全”来形容武汉。尤其是第四次去的时候，问及武汉是否安全，不论是普通市民、司机、乘客，还是企业家、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抑或在传染病防控机构工作的朋友，无一例外的答复都是武汉真的很安全。

他们的自信并非只是精神上的盲目乐观，而是有充足理据作为支撑。作为疫情最早的震中，武汉在2020年初出现的惊慌失措、混乱、焦虑、恐惧和无助场景，人们普遍都还记忆犹新和心有余悸，疫情已经成为全体武汉人共同的记忆。这也使得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大众，普遍对疫情保持着警惕心理。

从政府层面来说，依旧对境外入境旅客、去过境内中高风险区的民众和发热患者保持比较严格的管控。疫情期间建立的政府隔离点仍在运转，发挥重要作用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封存备用，有专人看守。政府也明显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疾病预防的财政投入。

从民众层面来说，经历了疫情的洗礼后，他们外出普遍佩戴医用防护口罩，公共卫生和个人防护意识相比于疫情爆发前有明显提升，甚至许多人吃饭都开始用公筷。

人类过往经验表明，在疫情面前，最令人担心的不是防护物资是否充足，不是医疗科技是否先进，而是有没有起码的警惕之心和防护意识。

法国作家加缪（Albert Camus）在其代表作《鼠疫》中，批判的正是人类面对疫情时的自以为是。加缪在书中写到，“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一年前武汉疫情之所以大规模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当地官员低估了疫情，小觑了新冠病毒（SARS-CoV-2）。然而，现在不论是政府还是市民，普遍都在相信武汉非常安全的同时保持警惕，如同加缪所说的“人们应当时刻保持信心，但这应该是建立在高度重视的前提下”。

当然，武汉政府和民众的警惕心能保持多久？当地有不少人担心过了一些年之后，政府和民众会将疫情忘得一干二净，不会真正吸取教训，唯一能够期待的只是医疗进步。有人引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的名言“历史给人类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吸取教训”，说政府和民众终究会“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种说法虽然悲观，却不失为一种提醒。毕竟，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不应一次次地重蹈覆辙。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监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既然不少人担心政府和民众不会真正吸取教训，那今天中国更应该在全社会普遍对疫情怀有警惕心的当下及早总结和反思教训，为未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千万别再像2003年SARS事件后建立的传染病直报系统那样，耗费巨资却失灵。

武汉基本恢复如初　疫情创伤处处可见

4月7日，我去过一次武汉，那时正值武汉解封前夕，从武汉站出来后发现偌大一个高铁站几乎空荡无人，以前人来人往的店铺和餐厅全部关闭，处处散发着一股凄清和萧瑟的气息。从高铁站去住处路上，平常车水马龙的三环线非常冷清。

但9月底10月初重回武汉时，不论汉口站还是武汉站，除了车站餐厅未开张之外，基本恢复如常，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商场、夜市都已恢复营业，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

等到12月再一次到武汉，这种感受更加明显，包括武汉国际广场、光谷广场在内的商圈都是熙熙攘攘，上下班高峰堵车再现。12月1日湖南长沙的网红奶茶店“茶颜悦色”武汉首店正式营业，一早门口便排起长队，排在队尾的人竟要8小时才能买到奶茶，火爆的场面直接冲上新浪微博热搜榜。

来自武汉官方的说法和数据，同样证实武汉经济已基本恢复。12月7日，武汉市副市长江伟在2020（第十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表示：“武汉经济在一季度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二季度逆势反弹、单季基本打平，三季度强势转正、单季增长6.9%，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现在正在决战四季度，争取有一个喜人的成绩。”正是因为经济快速复苏，武汉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才得以挤进中国十强城市之列。

不过正如不少分析所指出，武汉经济的强势复苏主要体现在大中型企业，那些小微企业、个体户则相对艰难得多。小微企业、个体户本来抗风险能力就远不如大中型企业，遭遇这么一场百年不遇的大瘟疫，势必举步维艰，甚至有的直接倒闭。

我问过多家小饭店的老板或店员，他们的说法都是生意明显不及2019年同期。武汉洪山区一家兰州拉面馆的老板说，2019年他们每天进账两千多元人民币，现在连一千都不到。一位在武汉生活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吿诉我们，光谷广场人流量估计比往年少了30%，一些店面自疫情期间关闭后一直未再开张。

关于这点，武汉的出租车司机们感同身受。我和同事至少与十多位司机交谈过，他们的生意全都受到冲击，至今都没能恢复到2019年同期水平。他们说，一方面由于疫情的影响，外出打车的人次相比往年有所减少，另一方面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数量明显增加，一减一增的结果是生意不好。其中有一位司机，疫情前有正式工作，由于疫情冲击被辞退，无奈之下，与滴滴出行签了6个月合同，暂时当起了网约车司机。

这种情况在华南海鲜市场一带体现得尤为明显。12月4日我和同事实地走访华南海鲜市场，周边有多位摆地摊的小贩。当我们询问生意如何时，他们大多有所抱怨，用手指着与华南海鲜市场仅一墙之隔的农贸市场说，他们之前都在里面卖东西，年初受到华南海鲜市场的波及，农贸市场跟着一起被关闭，自己储存的许多农产品和副食品都已坏掉，损失不小，现在更是沦落街头摆地摊，勉强维持。不过他们也提到，考虑到他们的难处，城管没有驱赶他们，允许他们暂时在路边摆摊，直到新修建的农贸市场重新开张。

而以前的华南海鲜市场商户都在政府协调下搬到城郊的四季美海鲜市场，我们去现场走访时，几乎没看到什么人前来采购，商户们普遍说生意不好，大不如前，但因为以批发为主，尚能勉强维持下去。

疫情之于武汉，就像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元气大伤，虽能通过调养渐渐恢复，但仍需较长时间。眼下的武汉便是如此，城市生活虽基本恢复如初，但创伤处处可见。

疫情初期 当地政府是否瞒报

重访武汉后，一个很明显的感触是，疫情虽已过去大半年，但人们还是会经常谈论疫情。在和当地人讨论后，我有一个关于武汉官方是否瞒报的推测，即在疫情初期，武汉官方肯定是压制了疫情信息的发布和传播，但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对疫情的不管不顾，而是高估了自身的防控能力、低估了疫情严重性，进而在中国现实政治环境下，为了规避压力和保持城市欣欣向荣的面貌，暗自决定悄悄地控制疫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正如后来公开信息所披露的，武汉政府尤其是卫生管理部门早在钟南山揭开病毒“人传人”真相之前，就肯定已经得知大概情况。例如，事后被湖北官方誉为“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在2019年12月27日就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上报给医院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荣获人民英雄头衔的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说过，2019年12月29日、30日左右，随着转诊的病人逐渐增加，他就“觉得这个疫情可能有些严重，有点超出我们当初的想像”。以张定宇的身份，他应该会将他知道的情况及时上报给武汉卫生管理部门。2020年初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在接受大陆媒体《财新》采访时同样表示，他早在1月初就已经预判“很可能会传染别人”，并通过医院报吿给了武汉市卫健委。

但从当时李文亮医生被武汉一家派出所传唤、训诫，以及新华社等中国国家级媒体公开报道“八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来看，肯定有一种力量介入，来管控乃至压制武汉疫情消息的传播。而能在短时间内联动警方和国家级媒体的力量，肯定不会太低。

2020年3月，特区政府四大抗疫专家顾问之一的袁国勇接受《财新》采访时的说法，亦证实了这一点。袁国勇教授当时回忆说，他曾和钟南山同去武汉考察疫情，当钟南山询问疫情时，在场的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刚开始不肯说出医护人员被感染的真相，“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能够同时统一武汉卫健委、疾控、医院和湖北卫健委人士等各方说法的力量，起码得是湖北省卫健委，甚至可能是高阶负责官员。后来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相继被免职，其原因除了防疫不力之外，不排除他们在收到卫生体系关于疫情预警后处理不当的可能性。

让许多人大惑不解的是，武汉当地政府尤其是卫生管理部门为何明知有疫情却不及时对外预警，反而压制疫情消息的扩散？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他们欺下瞒上，置人民生死于不顾——这个解释比较解气，人人都能骂上几句，却无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纵使一些官员不顾人民死活，也不能不管自己和亲友的安危。

既然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得知疫情的存在，为何在钟南山揭开真相之前，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还在连续组织并参加大型活动？只有一种情况能合理解释这种矛盾之处，那就是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判定疫情不构成重大威胁，真的认为可防可控，认为没必要为了又一次每年皆有的疫情而大张旗鼓，造成公众恐慌，最终低估了疫情。

坦率说，换位思考下，站在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的角度来看，若不是特别谨慎小心之人，有流行病学专业背景或亲身经历过SARS，通常都不太可能相信自己会生逢一场大瘟疫。尤其是在整个社会普遍公共卫生意识不高，卫生部门在官僚系统中又相对弱势的背景下，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大概率未能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遑论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从识别病毒到发现病毒的高度危险性，本就需要一定时间。

彭志勇医生接受《财新》采访的说法，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佐证这个推断。彭志勇说：“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官方医疗机构最初给出的诊断标准不太适用于新冠病毒。

可见，当初得知疫情存在后，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正是运用旧有诊断标准去估测，结果因为无法精确识别病毒，给人造成病毒不严重乃至可控的假象，所以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才敢冒着感染风险连续组织大型活动。

那为何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在钟南山揭开真相之前不将实情吿诉大众？湖北省、武汉市官方完全可以吿诉大众病毒“人传人”，情况有些严重，建议大家佩戴口罩和减少聚集，但仍然可防可控。为什么不这样去做，为什么非要压制疫情信息，为什么总是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湖北省、武汉市官方看来，疫情是负面消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过早把真实情况吿诉大家会造成社会恐慌，会给政府后续处置带来压力，会妨碍当地形象，让外界质疑政府施政。

应该说，类似这种心态在各级政府部门当中非常普遍，每当自己管辖范围内出现负面消息，许多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都是掩盖，能不公开就尽量不公开，能大事化小就尽量大事化小。

这本质上是一种管制思维，是不懂得和社会大众打交道，是不相信自己宣称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传统在现代的遗留。不可否认，大众确有非理性、情绪化或者说乌合之众的一面，但在一个追求以人为本和多元开放的现代社会，政府部门应像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对我们所说的“要尊重大众的知情权”，“不能把老百姓单纯地当作一个被管制的对象，更不能像管一群没有灵魂的动物那样管人民，你要让人民知其所以然”，因为“一个讲道理、会沟通的政府更有公信力和行动力”。

加缪说过，知识和记忆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在中国早已成功控制疫情，经济社会发展成绩亮眼的当下，更要有自信去挖掘当初的真实情况，以提炼出有针对性的经验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