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八佰》】死守四行仓库的抗日血史　暗藏弱国的无力

抗战题材电影《八佰》在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撤档年余后，2020年8月21日开始上映。孤军《八佰》归来，扛起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电影市场“救市”大旗。惟本片还未公开上映，就已屡屡引起争议，在台海两岸、华人世界中备受关注。本组议题【争议《八佰》】针对外界舆论对《八佰》的反应，从史实、史观、影视产业、话语权、意识形态、历史争论以及当代日本对侵华的态度等几个面向，进行讨论。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抗战电影《八佰》，片中上海英租界里的贵妇漫不经心地说了句：“我们这里是受英国人保护的，日本人啊，不会打进来的”，与正在吴淞江四行仓库承受枪林弹雨的残余国军形成强烈对比。但事实上，不只在英租界，当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无不希望英美威名能俾及整片华夏河山，冀望西方列强能因顾忌在华利益受损而劝阻日本。因此何止做为淞沪会战遗绪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整场淞沪会战、乃至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不少抗日战役，尽管流露了血性国人的卫国赤诚，但军事作为政治的延伸，背后自然暗藏著国民党的政治考量。

国民党巴望外国调停的居心并非始自七七事变或淞沪会战，当九一八事变之后便一直希望国际联盟能主持“正义”，以利蒋介石能从容推进“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剿灭共产党。结果国联仅仅不痛不痒地不承认“伪满洲国”，英国代表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1873─1954年）还一度替日本辩护，把事变责任栽赃到中国头上。但面对丧权辱国的险峻局势，蒋介石仍继续鼓吹“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并继续奢望外国会协助保护中国主权。

因此当七七事变后，国府仍急待根本靠不住的国联出手，教育部长王世杰（1891─1981年）还感叹过“无第三国愿以实力出面保证”中日和议，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1894─1971年）也劝蒋介石“应将中日事件提出国联，此举虽无直接利益，但道德上可获胜利，且便利各国直接接济军械经济，即以后调停亦可占地步”。稍后王世杰一度乐观地以为“列国舆论可谓一致同情于我……倘英、美、法、俄态度能共采比较坚强之态度，日本决不敢向英、美等国作战，而中日冲突或可速决”，蒋介石亦打算“引敌深入黄河，以与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参加战事”，显见渠等盘算的全是拉拢外国助华，缺乏积极抗日的死战决心──从本质上就是不认为自身军民有对抗日本的实力。待日后发觉英美袖手旁观时，蒋介石才不得不转向不信赖的苏联求援。

为了争取外援，再加上接到“各国助我，视我坚强态度如何，我方万不可示弱”的电报，于是蒋介石决定在列强利益最深、又是国府财经命脉的上海撼动视听，期望国联与《九国公约》签字国会一道出面斡旋，也顺带争取工业基地转移至大后方的时间，因此投入70多万精锐大军。蒋纬国（1916─1997年）与部分学者曾赞许蒋介石此举何其高明，说其达成“其作战线由北向南方向为由东向西方向，因此中国换得换取时间之空间……打破日军‘速决战略’”的伟大目标。但从军事格局来看，死守上海其实没太大意义，李宗仁（1891─1969年）即批评“战场上人数既多，又无险可守。敌海、陆、空三军的火力可以尽量发挥，我军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铁炉，任其焦炼……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气得抨击蒋介石“意气用事”，不肯先暂退后方消耗日军，平白葬送烈性军人的性命。

只是无论军事上有多么不利，蒋介石仍执意将精兵送往上海战场打持久阵地战，因为真相正如陈诚（1898─1965年）所说“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初衷根本不是为了转移日本兵力，更未思及“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直到1938年蒋才认识到淞沪会战具有“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的意义，显见渠起初的战略构想并不完备。

且可笑的是，8月13日淞沪会战当天，蒋介石还要求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1890─1969年）转达“等敌人先动手打我们，我们才能回击，否则国际舆论对我不利”的指示；翌日张治中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后，蒋介石竟然又急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只因“第二大队有二机弹钩被敌击坏，故有二弹落于英法租界各一颗，因之英、法、美国大不满意，责难备至，对沪战有干涉之势”，处处看列强的脸色行事，徒然贻误战机。

所以当上海守军牺牲到几乎快支持不下去时，蒋介石仍执念惨烈战况可持续到《九国公约》会议召开的日子，并要求“沪战不能不变换阵地矣！但闸北当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这才有了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1893─1987年）向第88师下达“国际联盟十一月初要在日内瓦开会，会中接受我国控诉，将讨论如何制止日军的侵略行为，所以，委员长有意要贵师在闸北作战……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友邦同情”的命令。而第88师师长孙元良（1904─2007年）接到命令后，决意只留下第524团的加强营象征性地于闸北防守，四百多名孤军遂在此“感动中外人心”的算计下，被留在四行仓库。因此《八佰》片中，黄晓明饰演的国府官员劝吿团附谢晋元称“委员长之所以要你们留守至今，本就是做给西方诸国的一场表演”，委实是苦涩的真相。

蒋介石心心念念著出现“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参战”的局面，甚至还向士兵喊话道“目前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召集，倭寇已成为举世所共弃的国家了！如果我们能再维持三四个月……国际对我们的同情，愈益深切”。徐永昌（1887─1959年）也在日记里载明蒋介石的方针：“中日交涉能加入第三国，吃亏也是便宜，若直接交涉便宜也是吃亏，所以九国公约无论有无好的希望，中国决不应加以微词与骄傲，吾人注意要得到各国之同情”。结果无论是国际联盟或《九国公约》会议，都没法真正扑灭日本的侵略炽焰，依旧重复著九一八事变以来的软弱谴责，连经济制裁也不愿，彻底断了国府联外抗日的念想。蒋介石这才下令迁都重庆，准备长期独立抗战。

但蒋介石在盼不到外援的险境下，竟仍不排除与日本和议的机会，如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正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还考虑“如敌果有和平诚意，不提致命伤条件，而仅以解决满洲国问题为限，则不惜与其言和，然未到其时也”，打算以牺牲东北为代价换取屈辱和平。也因此直到1941年英美向日本宣战前，国民政府始终未正式对日宣战，甚至继续拨存给日本的庚子赔款、共计2,471,943元法币到中央银行内，为的就是要彰显自身是个遵守国际条约的模范以争取外国驰援，也毋怪乎历来有不少人士批评国府抗战不力。

然而金瓯的无缺从不是依恃旁人的怜悯，民族的安危更无法依赖外来的施舍，中纪委发文评论《八佰》道“一个弱国的悲剧，就是幻想自己陷入危难时强国会‘尽义务’出手援助”，便一针见血地挑明这残酷事实，故所谓的“八百壮士”神话，固然凝聚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抗争斗志，但也折射著国府乞怜外力的悲哀。更何况昔日国民党曾刻意将打给列强看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擡举得直上云霄，反而忽略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联军等非嫡系部队的战功，无疑有把持话语权的居心。不过这么说并非要否定包含“八百壮士”在内的国军的牺牲，也不是要全盘抹杀蒋介石在抗战时的贡献，只是希冀人们在回顾当年那段血史时，能够洞穿决策者的政治图谋，以及国民党欲战不战又盲信外国的矛盾性，进而明白唯有自强才能自保的真理，不致再重演“八百壮士”般看似悲壮、实则被视为交易筹码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