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八佰》】摆脱一盘散沙：抗战炼成“中华民族”

抗战题材电影《八佰》在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撤档年余后，2020年8月21日开始上映。孤军《八佰》归来，扛起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电影市场“救市”大旗。惟本片还未公开上映，就已屡屡引起争议，在台海两岸、华人世界中备受关注。
本组文章针对外界舆论对《八佰》的反应，从史实、史观、影视产业、话语权、意识形态、历史争论以及当代日本对侵华的态度等几个面向，进行讨论。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在中美博弈越发紧张的当下，热血沸腾又凝聚人心的电影《八佰》上映，好像一下子点燃了甚么，中国大陆乃至于台湾不少人的纷纷予以回响。但是若跳脱影视作品本身，很少人进一步求索，为什么人们要讨论《八佰》？或者说，促使人们讨论《八佰》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要拆解这个问题，其实必须回溯到“八百壮士”的时代脉络中，不仅要思考它在中国抗战当中象征了甚么、更要回答它在“中国”现代国家的抟成过程中，代表了甚么意义？若拿谢晋元被赞为“民族英雄”当作楔子、深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在抗战过程中凝结，或可得到一定的解答。

“中国”现代国家的“共同体难题”

相较于日本明治维新在现代化上有长足进展，中国晚清的现代化充满许多摆荡，而尤为困难的是面对大厦将倾的大清帝国，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中国人于灭亡乃至于土崩瓦解？

在“救亡图存”的路上，一部份人认为应当继续支持清室，因为二百多年的政治资本积累下，清帝在帝国各族群中可以顺利切换的多面身分，将有助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维系领土与国家统一；可是另一部份人则认为应该推翻清室、建立共和国，强调共和政体可以屏除封建专制、让中国成为如法兰西、美利坚般的强盛国家。

上面两种立场的博弈，在辛亥革命后有了结果，胜出的革命党人接着摒弃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单一视角论述，改而创造新的概念来挤身以西方民族国家型态为基本单位的“万国”（国际社会）当中、并凝聚“中国人”，较有影响力的新说法有两种：“中华民族”与“五族共和”。

但是，民国初年真正最常用在政治场域上的整合概念，其实倒不是中华民族，而是宣统皇帝退位诏书所公示的“五族共和”，这个概念也在北洋政府时期广泛运用在边疆政治整合与少数民族施政上，直到更大的外力冲击到来，“五族共和”的重要性才逐渐让位于“中华民族”。

“我们”的凝结剂：九一八、卢沟桥与八百壮士

这个冲击中国国体变更后人民凝聚的外力，就是东邻日本。大清帝国结束后，早在1915年日本就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把许多国家安全、经济或军事机密的事务，留一席空间给日方参与，尔后1919年更有巴黎和会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反弹而兴起的五四运动，让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爱国主义达到一波高潮。

但是，真正让大众广泛接受“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意识的事件，还是在日本大规模派遣部队占领中国领土的1930年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震荡导致知识分子的危机感更强，旋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谈话，称“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他据此号召“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一齐抗战。

《八佰》的背景也正是在当时中国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的风口浪尖上，发生的一次守卫战，一方面固然是向国际求援的失败信号，但另一方面，当时驻在上海四行仓库少量国军，也发挥了串联东南西北中国人民“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的研究，综观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中国大陆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出版了非常多的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书籍，且大多相当畅销、一版再版者不是少数，包含李宗仁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蒋介石《复兴民族之要道》、胡汉民《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阎锡山《复兴民族需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一时之间，在日本这个“他者”的兵锋威胁下，中华民族作为中国人“我们”的代言词，地位已如盘石。

由外而内：“中华民族”如何定义自己？

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进展出现巨大落差，对此孙中山曾解释，这乃因为“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到了抗战，“中华民族”才真正深入人心，为“我们”烙上共同记忆，虽然“中华民族”可以辨别“我们”与“他们”、日本人对中国侵略也并不区分少数民族与汉人，但是面对“我们”内部时，对于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族群异质性，应该如何看待，却没办法在抗战得到解决方案。

同样在抗战期间，1942年蒋介石在青海西宁对蒙藏回族王公、活佛、千户、阿訇等发表演说，进一步把中华民族论述发展为“中华民族宗族论”，称“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们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族一样”。1943年相关论述进一步撰成《中国之命运》一书。

但蒋介石的这个说法遭到当时共产党的反弹与斗争，陈伯达在毛泽东指示下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痛批蒋介石“宗族论”是民族血统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他严词否定中华民族宗族论，反问“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不仅如此，连英美盟邦也因蒋介石怪罪中国不平等条约由西方列强造成，而颇感不满。

尔后历经国共内战，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经民族识别与文革的诸多震荡，直到1988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成为延续至今的官方论述主轴，也延续了1930年代形塑“我们”之后，如何定义“我们”内部关系的命题。

在民族主义高涨、中美大博奕白热化的今天，不断再现抗战记忆，也是民族自信不断加固的一部份，这或许也是人们如今热议《八佰》的一股重要动力，就这个意义来说，今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1930年代“民族复兴”，乃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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