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模式”为何难懂？民主到治理的嬗变

备受各方关注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根据最新政治局会议消息，今次三中全会的主题将集中在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追溯这两大主题，必须回到十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彼时，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计16个部分、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也是在这次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党刊《半月谈》称这次全会是“划时代的”，并将其重要性等同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官方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香港01》记者多次围绕这一主题采访政治学者房宁，房宁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并曾两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授课。在房宁来看，过去谈民主比较多，现在谈治理，现在的改革和三十年前的改革已经不一样，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说要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已经固定下来的道路和制度能管多少年？至少要管到“两个一百年”。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香港01》特刊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与房宁的对谈，其中谈到的诸多命题，对今天理解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仍有现实意义。

香港01：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称为是中国共产党继工业、农业、科技、国防这四个现代化之后，着力推动的“第五个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成为习近平时代治国理政的关键词，你如何评价这一新提法？

房宁：现代的政治发展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产生的很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现代化在器物层面是工业化。工业化带来了城镇化，城镇化又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大变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大变化。在这些基础上，社会形态慢慢随之变化，综合起来人们把它称为“现代化”。按照我的理解，现代化的主轴是工业化引发的包括政治形态在内的社会形态变化的历史进程。

你谈到“第五个现代化”的概念，其实这个概念据我所知，最早出自一位著名的异见人士魏京生的一张“大字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处于拨乱反正的历史节点，很多积累下来的问题与矛盾得以爆发。借着思想解放大潮，很多问题趁势被翻出来。当时在北京西单体育场外墙的宣传栏上，民众通过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反映问题，后来被称为民主墙运动。当时还是青年工人的魏京生便是其中一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到西单贴出一篇名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魏京生提出了“人民的现代化”的概念，也就是后来认为的民主化，意思是在工业、农业、科技、国防这四个现代化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政治的现代化”。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主导下，会议的议程超出了原定范围，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重大转折。历史表明，这次转折促成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思想并不统一，叶剑英提议再开一个理论性的研讨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实现思想统一。1979年1月，中共召开理论务虚会，会议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会议的第一阶段在春节以前。然而过完春节，会议继续召开的时候，主办单位却变成了中宣部一家，规格被提升为中央的会议。

但是这个理论务虚会仍然没有达成会议的组织者和建议者所希望的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上各种思想、观点表达十分活跃，一些人借总结苏联和东欧包括南斯拉夫等国的经验教训，批评中共在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甚至认为中共需要转向。其中社科院的学者和中宣部的人等都提出了一些比较冒进的想法。

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胡乔木希望胡耀邦能给大会做个总结，尽量统一一下思想，但被胡耀邦拒绝了，他似乎认为理论上的讨论没必要做总结。这种情况下，会议组织者干脆请出邓小平做总结，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决定出席会议并讲话。邓小平先请胡乔木、于光远、滕文生等人为他准备一个稿子，稿子出来后邓小平并不满意。邓小平说，你们这些秀才讲话总是穿靴戴帽、绕来绕去的，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好。结果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其他人给他补充了一些材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出席理论务虚会，发表了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讲话，这就是后来编入《邓小平文选》非常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这篇讲话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这实际上也回击了那些要求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搞所谓“政治民主化”的主张。此后，尽管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有人提出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为执政党所接受。所以在中国的语境里“现代化”一直还是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

香港01：现在官方提出了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与魏京生当年呼吁的政治民主化非常不同，也与理论务虚会上“批评中共在制度上存在的问题，甚至认为中共需要转向”的人所希冀的现代化不同。

房宁：是的。过去民主讲的比较多，现在讲治理。这是什么意思呢？经过建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制度已经基本成熟、定型，权力合法性确定的条件下，就不存在所谓方向性的政治问题了，所以现在在官方语境里，中心工作就是具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是强调狠抓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强调的就是治理，而治理是具体的，包括制度的运行、作用等，是操作意义上的。

有些人思想过于固化，总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还没破题，实际上官方语境里根本就不存在那种“破题”。现在的改革和三十年前的改革已经不一样，是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说要沿着原来的道路继续走。未来的改革主要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让它运转好、实践好、落实好、接地气。按过去的话，就是“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样的已经固定下来的道路和制度能管多少年？在我看来，至少要管到“两个一百年”。

一些国外的中国观察家、研究者说，邓小平的聪明之处在于，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只知道需要改革但并不知道如何改革，在这时他首先划定了“不能改”的范围，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划定范围就稳住了阵脚，避免了巨大风险和彻底崩盘。之后怎么改？就是摸石头过河。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就是试点，不做全面的铺开，不搞一揽子改革。社会是个整体，没有退路可言，一旦失败了是无法退回来、重新再来的。所以社会改革只能先从局部开始，做好之后再推广开来，这叫合理性的归纳。

香港01：划定“不能改”的范围，搞试点，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不过你之前说过，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理论先行，该怎么理解？

房宁：不是不需要，是难以做到。如果有一个现成的模式谁不愿意做？那多简单，但问题就是做不到。事先设计出来的东西，虽然经过很多研究，但也只是理论上、经验上的合理性。但我们都知道，许多理论上可行的东西，实践中未必行得通。就像现行的国家法律，法学界做过评估，三分之一是执行比较好的，三分之一是执行不太好的，三分之一是执行不了的。所以社会领域中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将局部已经行得通的做法，即被实践证明具有现实合理性、可行性的做法在更大范围里推广，这就是所谓合理性的归纳，它不同于“顶层设计”的演绎法。

为什么理论上行得通的东西现实中行不通？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前提与条件是否具备；第二，成本与代价如何；第三，会引起什么样的变应性反应与后果。

十八大后讲的“顶层设计”，社会上对此的理解恐怕有偏差。根据我的看法，现在所讲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是在强调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不要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中央成立了很多小组和委员会，像“深改组”“国安委”等等，都是综合机构，是一种协调机制。也许写文件的人大概觉得“总体协调”和“摸着石头过河”在形式逻辑上不对应，所以用了一个词叫“顶层设计”，其实哪有什么顶层设计？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统一”等等不都是早已有之的“顶层设计”了吗？

香港01：十八大前后，“中国模式”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在你看来，现阶段有无“中国模式”可言？其内涵和外延又是什么？

房宁：地方上经验、做法可以谈，但模式只能是中国模式。关于中国模式选择讨论很多、争论也很多。很多人反问：哪有什么中国模式？有人干脆将中国模式妖魔化为一种“背叛”。为什么一个概念会有这么多争议？这就是奥妙所在。中国模式已经超越了人们以往的认知模式，而且还充满了内在矛盾性和张力。从人们已有的认知系统看，当下的中国既不是典型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实中国模式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对冲与混合，也就是官方所说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已经近乎哲学式的总结。而像张维为、潘维等学者，他们总结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做法。当然不能否认，做法里肯定蕴含着原则性的东西。回到“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要改变过去的东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原来的东西。当然不排除原则本身也有一些与时俱进。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总方针、总方向是要改变过去的做法，寻求一些新的实践，但是他非常敏锐地从理论务虚会和西单民主墙看出了苗头，如果不设置一些限制，改革会把整个制度、整个国家冲毁。

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改革，一方面是限定改革的范围和程度。这不像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全盘否定了过去，百无禁忌，只有改，没有守，结果使得社会大乱，政治重新洗牌，进而导致了改革失败。还有一些国家是不改革，一切还按老规矩办，最后搞不下去了被颠覆了，如罗马尼亚。

香港01：学界有一种归类，认为“中国模式”大抵包含有三个维度，也即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模式和文明复兴模式。对此你怎么看？能否展开来谈谈？

房宁：从大的层面来看，可以这么归纳。首先从经济上来讲，中国谓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都不是新词，但就是没见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无非就是两点：从静态生产关系，也就是所有制、产权结构方面来看，可以称为混合经济，既有公有制的大国企，又有私有制的中小微，还有股份制混合企业。而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来看，基础是市场法则，上边有宏观调控，股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模式的优势就在于这种矛盾性。当产权制度上的两种体系和运行制度上的两种机制结合起来后，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是聚合效应，另一方面是耗散效应。以中国的电力企业为例，前些年煤价上涨很厉害，但电价却相对平稳。中国发电主要是火电，要烧煤，怎么会出现煤价上涨电价反而平稳的情况呢？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这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国，因为国有企业和宏观调控，成功避开了物价飞涨带来的经济破坏和严重通胀。这些动作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做，私营企业在这个危机关头只会传导危机。国企通过技术进步、内部管理、提高效率、各种消化、多种经营，稳住整个国家的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另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义乌。1984年我就去过义乌调研，当时中国农村改革基本成功，农村的温饱问题也基本解决，全国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时义乌还不行，武汉的汉正街，沈阳的五爱市场等都很繁荣，就是在浙江省内，义乌也很不抢眼。结果到了九十年代，义乌就成了“小商品的海洋”。怎么发展起来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举措，当地政府盖好商铺，在出租过程中没有按照市场经济模式“拍卖”，也没有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进行简单配给，而是采取了两者相结合的“中位拍卖”，也就是在所有出价里选取中位数，这样便很好控制了租户的成本。

这种效应就是“聚合效应”，跟核聚变一样。本来是两个冲突的因素，合在一起以后变成了社会的效益。当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问题，现在还处于成长阶段，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事实证明，这种体制的效益高于它的成本。它优于纯粹的计划经济，甚至优于纯粹的市场经济。

香港01：这种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如何？

房宁：过程中肯定会经历正常的经济波动，但在看得见的将来一定是有效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到一半，至少还有20%-30%的人口，以及“瑷珲—腾冲线”沿线的中西部人口要进行城镇化、工业化，只要基本格局还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还在继续，这种机制就是有效的。何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效了三十多年，而且现在更加成熟，各地政府官员都知道怎么搞。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香港01：中国模式的政治层面呢？外界对这个层面的问题总是看不懂，亦或是简单概念化，也因为这样，所以在解释“中国模式”时，总是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政经分离，但既然是模式，政经必然是一体的，怎么可能分离。

房宁：同样是一种对冲。根据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事实，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国民社会权利得到保障和社会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多元与共治。东亚的历史与经验事实进一步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呈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

中国模式在政治方面最核心的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人民最大的权利就是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也就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流动。中国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农村来讲就是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乡镇体制。有了这样的改革，农村才有了活力，人们才从束缚下、从土地上走出来，社会才实现了流动，中国的经济由此就出现了活力，这就是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才会形成对经济的预期，有了预期就有积极性。日本的明治维新最典型，也是离中国最近的。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仅此一点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指挥棒、价值观、行为方式以及社会面貌都跟着变化。所以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政治改革，而且是最大的政治改革之一，因为现代化才是最大的政治。

至于中国模式为什么要集中权力，这要回到政治学的起点。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人类会通过集体行动去获取利益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发展中国家如果实行所谓的“民主”，或者简单定义为选举，就会出现苏联解体，就要崩盘。当年法国大革命，也保障了人民的权利，但为什么拿破仑把国民议会——法国民主制度的象征——给轰走了呢？丘吉尔曾经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它是最不坏的。这话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民主要是最不坏的怎么会有拿破仑？德国怎么有希特勒？法国大革命那么牛，国民议会是法国革命的象征，拿破仑派了一百个掷弹兵就把国民议会轰散了。不是拿破仑厉害，是这套制度失效了。

现在很多人说普京搞专制，但是，怎么没有想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叶利钦的民主化多么深入人心，苏联都解体了，但俄罗斯人为什么回过头来选了“普京大帝”？时势怎么造了这么个英雄呢？谁造的？民主造的！所谓的“民主”——俄罗斯认为的“民主”，也是很多中国人认为的“民主”——造成的伤害让俄罗斯人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只能跟着普京走。

香港01：经济、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文明复兴模式，中国也试图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也是“中国模式”的基础。关于中国的文明形态，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白鲁恂（Lucian Pye）将中国看作“佯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亚历山大 · 卢金（Alexander Lukin）则颠倒了白鲁恂的说法，认为中国是“一个佯装成文明的现代国家”（a modern state pretending to be a civilization）。该怎么理解中国的文明复兴模式？

房宁：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揭示了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文化奥秘。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一个对立的价值，叫做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强调“利他”和“来世”，为别人做好事，为来世积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但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实际的价值是市场经济，是马克思揭示的“商品拜物教”，正好与新教伦理相反。从霍布斯到马克思再到萨特，他们实际上都在质疑欧洲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霍布斯甚至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文化意义上的不合理性，萨特干脆说这样的社会里“他人即地狱”。但现实情况呢？资本主义不仅出现了，而且现在仍然存在。

也许早期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们忽略了一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并非只有一种价值，而是有两种基本价值，二者甚至并行不悖，相反相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样一对矛盾存在的对冲体。所谓新教伦理，是文化的传承。宗教都是建立在文明的废墟上，是人类对于苦难的一种集体记忆。这样的一种文化、伦理、精神、传承在人类精神领域中被保存下来。托克维尔讲，宗教是一种政治设施。这是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秘密。韦伯、托克维尔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文化奥秘。

再说中国，过去没有“资本主义精神”，没有市场经济，社会效率不高。建国之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情况尚好，但如邓小平所言，不搞按劳分配，“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时间短可以时间长不行”。这是至理名言呀！建国十多年后，效率越来越不行，毛主席着急，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发展问题，“管理也是社教”，“抓革命，促生产”，结果越搞越乱。大锅饭体制下，养懒汉、养笨蛋、惯坏蛋，惰风四起，难以为继。后来有了市场经济，生存竞争成了最大的压力，效率起来了，中国大发展。但是，有意思的是，中国到了这个阶段，仍然“唱红”，仍然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无私奉献，这些与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对立的。

所以，当代中国社会也是存在双重价值观。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用以激励人们不断去努力、奋斗，推动社会进步。但同时，中国社会里也有社会主义伦理，甚至传统的儒家伦理，讲的无非的克己利他，向往未来，追求理想。市场经济精神与社会主义伦理并行于中国社会，两个价值观有张力的平衡，促进并激励着人们进取，求富，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中国的和谐与稳定。这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奥秘，也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所以归纳起来，中国模式是由存在着内部张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内部张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就是保障人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并行对冲的机制，以及存在着具有张力的市场经济精神与社会主义伦理的三大对冲与混合要素，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基本范式与运行机制。中国模式是这三种张力的表现。它既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也有世界上多数国家制度的普遍性。如果人们只是站在某一种立场上去看中国模式，会看不到、看不全、看不懂。

香港01：你谈到中国模式的基本范式与运行机制，具体到法治层面，似乎也存在一种对冲与张力，那就是德治与法治，而德治又会被贴上“人治”的标签。你曾公开呼吁，不应妖魔化“人治”，神化“法治”，被外界认为是你在为人治辩护。对此你有何回应？该如何理解时下中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房宁：人治与法治也是一个结合，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之前我因为谈这个问题惹了祸，好多不懂政治学的外行说我重“人治”轻“法治”。其实这是政治学的第一个问题，得先澄清一个概念，所谓“人治”并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历史上也没有。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挺荒唐的一个皇帝，可他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吗？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时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治理究竟是经验性的治理还是规范性的治理？经验性治理自由裁量权比较大，根据经验来判断，没有一定之规；规范性治理，则是用法律等设定一个框架。我当时谈人治和法治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的，三言两语很难说清。

首先，没有一个时代的治理是完全人治的，也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法治”的，完全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一种理想状态，是一种追求。法律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有些法律制定出来行得通，有些还行不通，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美国1787年宪法是承认奴隶制的，到了13、14、15修正案，都已经是80年后的林肯时代，修正的就是宪法原文。这就是后人根据经验来改变法律。法来治社会，人来定法律，这不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吗？

第二，法律也是由人来执行。法律不是计算机，不是“0和1”的开关结构，法律是一个空间，可严可松。“严打”的时候就是顶格管理，过后可能标准又降到区间里的低位。整个判断标准靠什么？靠政策！严打是一种政策，不严打是另一种政策，法院的政策多的是，叫“小白本”，具体由法官根据自己的经验掌握，哪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法的制订和执行是根据经验的，有自由裁量权，有政治性。这在美国叫“法律的政治性问题”，是个学术问题。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但美国的9个大法官是有政治性和党派性的。到了中国就成了人治与法治的对立，人治不好法治好。其实，这种简单思维都是外行的想法。甚至有人说我为“人治”辩护，用得着我辩护吗？！

香港01：你曾经提出了“三统一”、“四制度”，以及重复了2011年时任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提出的“五不搞”。这是你心目中中国政治模式的理想图景吗？

房宁：这和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有关。1989年以后、邓小平南巡之前，很多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是否有点过头，所以要纠偏，反“和平演变”，导致这个不能搞，那个也不能搞。但是1992年后，形势大变，改革开放不仅要继续，甚至要进一步往前推。不过自此之后，我们从来不说“不搞什么”，所有红头文件里，所有的意识形态，包括在阐释中央政策的时候，从来不说“什么不对”，从来不批判任何人，包括一些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怎么说都没事，就是和这个政策有关系。中宣部有一句话叫“正面阐述”，哲学上讲肯定也是否定，否定也是肯定，多年来官方只用“肯定”来“否定”，并不直接否定。但十七大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开始“否定”了，直接讲出不能搞什么。2011年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就是标志，现在坊间还盛传着“七不讲”。这就与以前不同了，否定带有批判性、进攻性。

香港01：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如何理解中国式的民主？你很早之前就开始关注民主问题，并出版了专著《民主的中国经验》，联系到魏京生最早提到的“第五个现代化”，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者是谈民主的，后者是谈治理的，中国式民主能达到一种平衡和调和状态吗？

房宁：曾经有外国记者采访我，让我谈谈中国的民主。我举个去餐厅吃饭的例子，西方的民主是点厨子，中国的民主是点菜。点厨子，就是选举民主；点菜，就是协商民主。点了厨子吃什么菜，就是政策，你选了我就得听我的，你要觉得不对，下次用脚投票。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民主，但有具有特色的政策民主、协商民主，短时间内就这么一个“厨子”，还有几个“帮厨”的，不用竞选，但中国的政策是要和老百姓商量的。这是和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有人提“民主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但是中央始终没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觉得这里面始终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大的争议，尽管前四个现代化也不是一点争议没有，但总的来说是有共识的，大致是有客观标准。但为什么执政层不提“民主的现代化”呢？一提就有争议，元概念上就会吵的一塌糊涂，包括相关的自由、法治、人权等等，所有的问题都有争论。试想一下，国家能提这种问题作为目标吗？这不捣乱吗？提出的目标不能凝聚共识，就只能制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