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上｜从《河殇》到六四 震撼与反思
记者手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借由偶发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舆论场就会掀起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讨论。近到农夫山泉的遭遇、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身亡后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反应，远到2012年多个城市联动发起的反日游行及抵制日货行动，批评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调基本口吻一致，那就是随着中国崛起，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已然合流且共振，在汹涌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裹挟下，中国正在距离多元、开放、包容越来越远。
情况果真如此吗？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放在改革开放的周期中，中国民族主义经过了怎样的酝酿与铺垫，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香港01》记者多次与政治学者房宁围绕此话题展开对话与讨论。房宁长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并曾两度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授课。从上世纪80年代打开国门后的文化震撼到自由化浪潮，再到六四事件带来的政治震撼，房宁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和参与者，进入到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经过80年代的酝酿开始兴起，房宁详述了三个标志性事件：中国青年看世界、《中国可以说不》，以及《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这三个事件互相作用，彼此关联，推动民间表达进入学术话语，也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图景。
经记者整理并房宁修订，《香港01》将所谈内容分上、下两篇刊发，上篇聚焦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篇透过三起标志性事件回顾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文章内容保留了口述风格，以期从第一视角提供理解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面向。
迷惘的80年代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可以说，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四次工业化努力，应该说这一次努力取得了成功。
紧随改革开放到来的80年代，现在常常被描述为风云激荡、充满激情和变革的时代。其实这只是80年代的一个侧面。如果从思想史角度看，以我的经历看，其实那是个非常迷茫的年代。当时有首谷建芬的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我们都会唱，很正能量，很有激情。但实际上80年代的青年人，特别是当时恢复高考以后的新一代大学生，是相当迷茫的。
就拿现在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入党”、“公考”来说，当时很多人是嗤之以鼻的。我们“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恐怕大部分是不愿意当公务员的。那时的追求是出国，留在国内也是“留校”、搞技术、搞科研、搞学术。而做这些，入党是没多大用的。当干部甚至会被看不起。那时，参军，投身国防，也会被认为很可笑。大家会说，一方面，中国这么落后，根本打不过人家，搞什么国防？另一方面，现在都地球村了，你打谁呢？总之，过去的几乎所有的观念都被颠覆掉了。
80年代弥散着挫折感、失败感。不仅国家失败了，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失败了，更现实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失败了。上山下乡，我们这一代人中多少人把最好的青春年华丢在了东北的莽原上，丢在了云南的密林里。我本人也是个小知青。2021年夏，我去黑河，参观了知青博物馆，那是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知青博物馆。老馆长本人也是当年从北京来的。他用后半生的努力，吃尽酸甜苦辣，创办了这个博物馆。见面时，馆长突然抱着我，哭了起来。搞得我也很心酸的。我参观过后，跟老馆长说，这个博物馆完全是正能量的，很受教育和激励。但我也相信，未来的知青博物馆肯定会在此基础上补充许多许多现在没有的内容，但是那是50年后，甚至100年之后的事情了。
整个80年代，那真叫茫然不知所往。那时杨澜和姜昆主持一档很受欢迎的电视栏目《正大综艺》，开首一句口号：“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现在回头看，那时的核心问题、内在逻辑，就是怎么看待外部世界，特别是怎么看待西方。我们从小被教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要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被压迫人民。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最可怜，恰恰是最需要被解救的。你说这有多可笑？！所以价值观全乱套了，是非标准完全没有了。
也就是这样的背景下，80年代先是在大学校园里兴起了“文化热”。所谓“文化热”就从历史视角和文化层面反思中国。“文化热”最初是从“萨特热”、从存在主义热开始的。存在主义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和大众被强暴、被蹂躏后的心理感受。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讲，不正是这样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从社会心理上看，很像“一战”后的德国和“二战”后的法国。记得那时，在大学里几乎人人说萨特，说海德格尔，讨论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大写的“人”，这些都被说的玄乎其玄。
按照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的说法，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弥散着的对中国的幻灭感和对西方的向往，可以叫作“80年代的共识”。除去少数人，80年代大部分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这主要是指中国的知识界。对中国失望和幻灭，反衬出对西方的向往。那个当时还不太了解的大洋彼岸，变成了许多人心理寄托和希冀所在。向往西方是那时候的思想主流。
1987年，我去在洛杉矶Whittier collage进修政治学。有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去长滩看鲸鱼，我是第一次看到大海里大片的鱼群，半透明的鱼都朝着一个方向，特别漂亮。我当时突然感到，这不是就是我们中国青年吗？！我们多像这海里的鱼群，头都朝着一个方向，方向就是——美国。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并没有嘲笑我们青春年代的意思，那是一个非常苦涩、青涩的时代。
赴美后我的“觉醒”
1987年到1988年，我在美国一年。我后来反思，自己思想的转变，跟这一年在美国学习很有关系。我去美国的时候，周围的美国人对中国，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学校里，除了我之外几乎没有中国大陆来的人。但无论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友善。我那时很年轻，也很活跃，进修学习压力不大，我就到处跑，按我的说法就是去“看美国”。
一天一个朋友带我去吃饭，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在飞机公司工作的朋友。那个朋友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就问我对美国印象如何。这也是一般美国人爱问外国人的一个问题。我随口答道，美国富裕呀！他接着问，那你知道美国为什么富裕吗？这个问题就有点严肃了。我敷衍地说，我是研究政治学的，您这个问题属于经济问题。没想到，他很认真说，这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中国为什么穷？因为在你们那儿是这个人兜里的钱，拿到那个人的兜里，钱并没有增加。而我们美国是把别人兜里的钱都拿到自己的兜里。
他举了个例子。他以美国出口F5系列战斗机为例。那时美国空军早已装备了F15、F16、F18等第四代系列战机。F5系列的战斗机主要是用于出口，主要卖给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国家。当年一位台湾飞行员黄植诚驾机起义回归祖国大陆，他开的就是美国产F5-E战机。那位朋友讲，一架F5系列的战机大概卖250万美元。但实际上，这架飞机的成本才几十万美元，剩下的都是利润。而且F5的战斗机发动机只有200个小时的寿命，全机的寿命大概500小时，之后就报废。如果把后面的维修、更换部件都算上，卖一架战机赚得的利润相当可观。
这个故事对我很有震动。多年后，我在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将全球化的经济实质归纳为“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我想，这个概括的源头也许就是那个故事吧？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很大触动。我在Whittier认识了Uncle Howard，我们成了忘年交。他虽然年近七旬，但酷爱自驾旅游，每年都要在全美自驾周游一次。1988年夏天，我跟他们夫妇自驾周游美国。我们走到休斯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原来的同事。老友相逢十分高兴，他邀请我们去他宿舍坐坐。在他宿舍里，我意外看到一份海外版《人民日报》。出国快一年了，这是第一次看到国内的报纸。翻看报纸上面有篇文章，作者是严家其。那时候他还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所长。1988年是龙年，他的文章是说“龙”，文中把龙贬损的一塌糊涂。文章大意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动物图腾都是真实的，唯独中国的龙是臆造的。龙是一个怪物、恶霸。龙是中国人压迫与屈服的文化心理的象征。这种言论让我感到吃惊，甚至生气。我想，严家其作为中国当时一位知名学者、文化精英怎么如此偏激呢？我心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样呢？
我当时想，难道欧洲的双头鹰不是臆造的吗？俄国的图腾真的是森林里的大狗熊吗？其实，图腾都是经过拟人化提炼形成的形象。中国无非是想象力更丰富，创造了龙的这个形象。如此贬损龙图腾显然另有所指。中国知识界如果刮起这股风，如此自我否定，真不吉祥。
我想，后来我能和《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的另一位作者王小东走到一起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我们都对80年代的主流思想感到不满，甚至愤怒。
以上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的“觉醒”，既有被美国人教育的成份，也有对中国文化精英的失望。
山雨欲来——“文化热”与《河殇》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越来越有政治意味了。从讨论很空灵的文化问题转到现实政治诉求的转折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这个讨论是由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起的，这是一次重大转折。
如果说1985年以前自由主义思潮还只是流传于民间，是知识分子“三观”意义上的一种认知，尚未对国家政治生活造成多大影响。那么到了“球籍”讨论的时候，事情已经开始变化了。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都要有思想准备和舆论铺陈。“球籍”讨论明里暗里是在说中国现行社会制度，甚至中国的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弦易辙！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球籍”讨论已经是一种公开的政治宣示了！再迟钝的人也能闻到它的火药味了。
自那以后，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不断升级。那些年国内年年有学潮，而且学潮的政治意味越来越浓。校园治安问题、伙食问题等都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各种社会问题也都会被归因为政治问题，被解释为中国政治制度出现了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出路，当然就是西化。
1988年下半年，“文化热”终于达到了最高潮。那就是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这也是中国第一部政论片——《河殇》的播出。《河殇》意图及核心思想是在诉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无论从制度、文化，甚至生态层面上都走到了尽头，黄土地和黄河文明已经不能够承载中国的一切了。《河殇》的最后一集设置了一个强烈的政治暗示——中国需要“拥抱蔚蓝色文明”。《河殇》用黄色与蓝色的对比，用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比较，为中国的未来指出方向。
《河殇》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剧烈的社会反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高度评价和推荐《河殇》，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连续重复播出三次。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国际的大气候，国内的小气候”。我想，《河殇》应该算是当时国内小气候的一个症候。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鲜明的政治意图和指向，也引起了相应的政治反弹。
《河殇》引起了不同于80年代知识界主流思想的某些独立人士的反弹。何新就是当时这类独立人士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何新可以说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当时他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他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但因科研成果在社科院被破格评上副研究员。何新视野很宽，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历史、文学，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是他的专长。何新在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何新公开批评《河殇》，这在当时相当引人注目。何新也由此开始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还有一个唱反调的，当时不算出名，就是王小东。王小东毕业于北大数学系，后来赴日留学。他涉猎也十分广泛。《河殇》播出后，王小东公开撰文予以批驳。当时，王小东已经意识到《河殇》的文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历史、文化，甚至否定中华民族。后来，王小东发明了一个词汇，叫做“逆向种族主义”。王小东对《河殇》批评和抵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何新和王小东等人对《河殇》的批评中蕴含了后来在9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
在当时国家的政治高层以及官方宣传文化系统中，也有着强烈的反弹。这主要来自体制内的“左翼”阵营。后来，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涌起，自然也得到了体制内“左翼”的全力扶助和支持。当然这是后话了。当年在政治高层，最强烈表达了不满的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党校的校长王震。王震致信中共中央，痛批《河殇》。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六四”之后的反思
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骤然而至，又戛然而止。到了秋冬之交，国际上发生了东欧剧变，一块块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刘晓波后来说，如果这两个事件的顺序反过来就好了。其实他想得太简单了。
回头看，1989年政治风波给当时中国社会，尤其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尽管人们对于1989年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直至今天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给几乎所有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1989年的震撼使大多数人冷静下来，给了人们一个思考的机会。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会给中国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未来的路怎样走？
事后回想，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就是由这些问题引发，也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六四事件”后，各高校对学生进行教育整顿。1990年夏，北大请何新去演讲。北大是什么地方？学生是什么情绪？没想到何新居然敢去。面对群情激奋的学生，不知道何新是有所准备，还是临时起意，他并没有讲那场政治风波，甚至也没有太多讲中国问题。他把话题引向了国外，引向了美国。他谈起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如此看，这种对中国问题的归因，也许正是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逻辑起点。
何新点出80年代“文化热”的逻辑原点——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反问道：真的是这样吗？他提出两个问题：首先，美国的今天是怎么来的？其次，美国是现在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如果中国要成为美国，需要美国同意甚至帮助，但美国会这样做吗？这在今天看来，也许是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但在当时真的是起到了引人思考的作用。趁着会场上简短的沉静，何新展开了他的主要叙述：第一，我们承认美国的富裕强盛，但这一切的来源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好吗？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很大程度是从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中获得的；第二，全球资源有限，利益冲突肯定存在。美国从全世界汲取的利益，怎么会轻易与人分享？一旦分享就有可能让自己失去这个地位。何新这样一场演讲居然把会场气氛控制住了。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毕竟单纯幼稚。最后学生们甚至给他的演讲报以掌声。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叙述竟然就这样发生了——究竟怎样看待美国及西方的发达？以及应该怎么看待中国的落后？
何新在北大的这场“单刀赴会”与“舌战群儒”，我是很久后才知道的。但无独有偶，我居然在自己的学校有一个与何新几乎相同的经历。1988年下半年我回到学校。一回来，我就感受到了国内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1989年4月份，学潮初起，我发现自己居然站到了学生们的对立面，当时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人戳脊梁骨。一些原来很要好的朋友反目，他们质问我，你疯了吗？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从美国回来居然说美国的不是，你要给共产党陪葬吗？我真是困惑又苦恼！中国人不说美国好，是“胳膊肘朝外拐”？那么夸赞美国才是“胳膊肘朝里拐”吗？问题我不是美国人呐！
“六四事件”之后，我们学校也开展教育活动。学生们的情绪当然十分抵触。不知道学校是怎么考虑的，也许是考虑年轻教师可能和学生更靠近一些，就让我去给学生做演讲，做工作。我那时年轻也没多想，就稀里糊涂地去了。我一到场，学生们就开始起哄，先是鼓掌，然后跺地板、拍椅子，10分钟都没安静下来。1989年我32岁，从没见过这个阵势，又气又急。最后大家闹累了，我趁机说，我看你们也没心思听。但既然都来了，我就说几句，然后咱们就散。
但是他们这么一闹，闹得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尴尬之际，我说去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在美国的见闻吧。学生表示愿意听听。于是，我不由自主地讲起了在美国的见闻，特别是讲了刚才提到的在美国让我“觉醒”的那些故事。讲着讲着会场安静了下来，不知不觉我讲了有个把小时了。我的故事也差不多讲完了。我想见好就收吧，于是宣布演讲结束。这时，会场一片寂静，开始时坐在前排捣乱最起劲儿的一个男生居然说：“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吧”。
当时的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我们多么幼稚！思想多多么简单！我的经历和何新在北大演讲的经历差不多，看来并非偶然呀。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看世界开始的，是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国际观、世界观。为什么说那时候的我们幼稚？那时，我们以为靠制度、民主，或自由、人权等先进理念，就可以创造富裕幸福的生活。但真的是这样的吗？先进的制度和理念是怎么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尽管包括我在内大家曾经这样相信过。
谈到80年代末的再反思，除了何新还有一位留学海外的年轻学者闻迪必须提到。闻迪和何新的观点差不多，只不过闻迪常年在国外，他的不同于主流的观点十分引人注目。1990年初，《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在显著位置全文发表了署名“闻迪”的长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闻迪从他留美的经历出发，纵论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闻迪讲到了世界经济格局，对国内有关“球籍”的讨论进行了解构。他指出：中国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能靠“一个长时期稳定而又快速的发展”，这样才能“面对各种无法完全预测的风险和挑战”，“才有可能使我们再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建立起一个把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囊括其中的中国新文化圈”。他指出，只有团结和坚持自己的道路，即保持国家与社会的持久稳定，中国才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闻迪明确地从民族主义的维度重新揭示与阐释了“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对当代中国的价值。这又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论述，因为留学美国，学的又是理工科，闻迪的声音似乎更有说服力。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90年代初大陆的再反思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91年初，陈映真在台湾《海峡评论》撰文《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高度赞赏何新观察中国的“第三世界视野”，并尖锐批评80年代的大陆知识界主流意识。他指出：大陆“文化热”的底层逻辑是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而这恰恰是对世界的无知和幼稚。陈映真是位很有见识的台湾作家，来自他的声音似乎也很有说服力。
2003年，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有幸见到了陈映真先生。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们是在一家被陈映真称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日料店”见面的。他说，这里的日料最好吃，是因为这里的日料中国化了。他由此发挥说，作为落后国家的、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更应该有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我至今记得，那时候他的思想给我带来的震撼。作为80年代的年轻人，接触到陈映真就像在路口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原来世界上是有许多条道路的，并非就那么一两条。大千世界不就是那么两种颜色，非黑即白。
现在回想起来，90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题，即是“中国与世界”抑或说“世界与中国”。而最先打开这一视野和做出论述的人当中，无疑何新、闻迪和陈映真给我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青马”成立和新的聚集
1989年以后的以何新、闻迪和陈映真等为代表的再反思，应该说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独立的、个体化的行为。但在这背后也有体制的力量。中共体制内的“左翼”力量也在不遗余力地发现和支持民间的“反主流”、“非主流”的力量。比如，当时中宣部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非常活跃地鼓励和支持对“文化热”以及《河殇》的反思与批判。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孙永仁、黄美来，《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周隆滨等，都是大力支持再反思的台面上的人物。特别是孙永仁，他力主超规格地在《人民日报》发表闻迪的文章，后来又力主发表何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这些举动应该说有力地促进了90年代的再反思，甚至一时之间造成了“何新热”。“文化热”后面又来了个“何新热”，就已经带有思潮的味道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1989年8月的一天，我被叫去参加了一场《光明日报》社举办的中青年学者座谈会。我是在这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何新的。年轻的何新何等帅气，他留着板寸，脸上棱角分明，身形紧致硬朗。那次会议之后，我被当天与会的一位领导，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先生，推荐给了“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那是一个全国高校系统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部门。我们简称其为“社科中心”，这里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大本营。当时“社科中心”的负责人是武兆令老师。她来自北大，是个备受我们尊重的领导，是后来我们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
1990年初的时候，中共意识形态部门重要的领导邓力群受江泽民总书记的委托，组织了中南海西楼会议，主要是反思“六四事件”，总结宣传、文化、教育领域中的经验教训。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武老师多次带着我们几个中青年教师去旁听会议。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名声显赫的中共思想、文化、宣传部门的大领导。
后来我才意识到，武老师带来的是后来成立“首都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带我们来，一来是让我们开开眼界、受受教育，二来也许是要让大领导们看看。有一次武老师居然鼓励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在会上说了几句。
这之后，社科中心逐渐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准备组织一支高校中的“骨干队伍”。时任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对我们讲过，他当年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清华大学贯彻落实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也是个重要经验就是：抓好两支队伍，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教师队伍，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青年政工干部队伍。有了这两支队伍，党在高校的领导才能真正落实。后来在国家教委的推动下成立的“首都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按何主任说的“清华经验”组织起来的。
经过至少近一年的准备，在原来教委社科中心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的基础上，组织成立了有北京20多所高校的一百多名中青年教师和政工干部参加的“首都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发起是1990年初冬时节在社科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那天中宣部长王忍之和人大校长李文海两位来到我们的会上，这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学术团体。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的七、八位教师，我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大家自然响应倡议，于是在王忍之等领导的见证下，我们在事先准备好的倡议书上签了名。最后，在倡议书上签名的“青马”发起人一共8位，我也在其中。
19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12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首都高校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隆重举行。这可以说，是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的新精英群体的一次集结。会上，“青马”的副会长、人大的牛继升选读了研究会的宣言《把巴黎公社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此文马上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作为研究会秘书长介绍了“青马”筹备组建的过程。“青马”是当时中国左翼年轻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聚集，各方面都很关注。研究会的规格很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中宣部长王忍之、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等担任我们研究会的顾问。
“青马”成立的时候有130位会员，平均年龄36岁，年龄最大的是1940年生人，最小的1960年出生，出生年份的中位数是1950年。这些精挑细选出来北京高校中的中青年骨干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知名学者，也有不少人走上领导岗位。当年的那种形势下，这群年轻人颇有些忧党忧国的情怀和担当。研究会成立后，组织了许多活动，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并且搞了不少调查研究，特别是由北大经济学教授智效和负责的经济学小组特别活跃，王小东就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跟着他们参加不少研讨和调研。
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如何认识中国道路，包括如何解释“八九风波”？未来的出路是什么？无论研究什么，这些问题是绕不开的。在研究会成立不久，这个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中，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尽管分歧并没有公开化，但“青马”中存在不同看法是很明显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分歧似乎是以年龄划线的。在当时年纪比较大的“40后”，如会长、北大的田心铭，北大的智效和、董学文，清华的李崇富等几位老大哥，在他们看来，事情很清楚，就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才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而未来就是要重新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但研究会中的“50后”以及后来的“60后”比较年轻的一些人，却不大赞同老大哥们的看法。像王小东，以及后来加入的韩德强，当然也有我，我们就不认同老大哥们的看法。
在比较年轻的我们看来，中国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简单。或者要继续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坚持？当时，我们在讨论甚至争论中，经常擡杠地说，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一切问题，有那么好使，怎么就会被放弃呢？！韩德强来自北航，他时常以飞机做比喻。他说：如果一架飞机掉下来，可以说是偶然的事故，但是如果许多飞机都掉了下来，那就一定是设计有问题了。东欧、苏联，那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失败了，难道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没问题吗？当时，在“青马”内部这样带有根本性的分歧被调和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但即便是这样看似两全的调和，还是没能真正弥合分歧。于是，分歧和争论又变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究竟坚持是发展的前提，还是发展是坚持的前提。“40后”基本上主张“坚持是发展的前提”，而“50后”和“60后”大致主张“发展是坚持的前提”。当然，这样有点滑稽的争论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青马”成立后一年，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的社会形势、政治气氛立即发生了巨大变化。按当时的舆论“不要囿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所处的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准备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大干一场的“青马”一下子消沉了许多，茫然不知所往。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我想总不能老是这样呀。我是研究会的秘书长，研究会总要搞一些活动呀。既然心中有许多问题，有许多困惑，那就多出去走一走，多做些调查研究吧。那几年，我们在社科中心的带领下，走了不少地方，做了不少调查研究。我因为是在师范院校工作，从政治学研究的学科角度看，比较适合于做政治社会化、政治心理方面的研究，那几年我本人开始转向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当时在北京市做了一些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