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剧今解・大明王朝1566｜从“消灭资本”到为资本正名

在《大明王朝1566》中，塑造了一个很经典的江南首富形象——沈一石，据说沈一石的原型是明朝首富沈万三。在剧中，沈一石经营丝绸生意，与大明官办企业江南制造局是合伙关系，更准确说，沈一石是宫中力量的“白手套”，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提款机”、“钱袋子”。

依托于权力，沈一石从江南制造局一个小小书吏起家，一步步迈向首富的巅峰，但作为“白手套”和“钱袋子”，沈一石被权力抛弃被也在一夕间。随着朝廷“改稻为桑”的一纸令下，精明的沈一石早已知晓此路不通，且自己也难逃被消灭的命运。所以在上演了“奉旨赈灾”的戏码之后，用一把火结束了生命，并留下直击问题要害的遗书：

“沈某布衣粗食凡二十年，织绸凡四百余万匹，历年上缴织造局共计二百一十万匹，各任官员分利一百万匹，所余之九十万匹再买生丝，再产丝绸，使沈某艰难维持至今。每日辛劳，深夜亦不敢稍歇，将各项开支一一记录在账，即诸公所见之账册也。我大明拥有四海，倘使朝廷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各级官员清廉自守，开丝绸、瓷器、茶叶通商之路，仅此三项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数十年倍受盘剥所剩之家财果能填补国库之亏空否？诸公见此账目必将大失所望也！兹附上简明账目一页于后，望诸公览后另想良策，为前方筹募军饷，或可减罪于朝廷。否则，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

“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结局皆意料中事。” 裕王府詹事、后来外放福建巡抚的谭纶后来对沈一石此言做了进一步解释：“织造局靠他发财，可他的财不是织造局的。要是这一次能贱买百姓的田地，织造局会依靠他多产丝绸卖给西洋换回银子。现在百姓的田地贱买不了了，朝廷就只好抄他的家财来补亏空。因为只有抄了他的家才有足够的丝绸卖与洋商。那么多作坊也就顺理成章归了织造局，这样的结果皇上也会同意。”“他看出了上面有裕王反对，下面有你们抵制，知道要兼并百姓的田地已不可能，这才不得不自己拿钱替皇上买面子收人心。他以为这样做了就能自保，可他忘记了一条最要命的古训：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现在百姓保住了，他焉能自保？！”

当海瑞问“总得有个罪名吧？”谭纶说，“罪名还不容易。就拿他私自打着织造局的招牌买粮赈灾，朝廷就能给他安上一条‘商人乱政’的罪名！”海瑞感慨道，“士农工商都是朝廷的子民，朝廷挥霍无度，官场贪墨横行，到这个时候用这些手段，立国如此不正，大明朝再不整治，亡国无日！”

沈一石之外，剧中还塑造了另一个由政转商的商人形象——高翰文。不同于沈一石从底层一步步做大做强练就的精明和人情练达，高翰文身上处处是“书生气”，在不经意间卷入浙江这滩浑水之后，高翰文很快从杭州知府任上被免职、入诏狱。在严党倒台三年后，高翰文通过在松江府种棉织布、投资建厂，摇身一变成了棉纺行业巨头。显然，高翰文的起落离不开背后的大靠山——裕王，这也注定了其最后的结局，与沈一石殊途同归。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张士诚死后，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待宰的羔羊；李鸿章出手，胡雪岩就被盛宣怀置于死地。

从电视剧回到现实，数千年的帝制时代一直重农抑商，清王朝覆灭后，孙中山率先喊出“节制资本”——“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盖资本家将从此以出是也……故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一思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曾表示，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在毛泽东时代，对资本的态度经历了“节制—消灭—联合”三阶段。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联合资本很快更进一步，且为了解决迫在眼前的挨饿难题，不争论姓资姓社，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利用各类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强调要警惕两极分化。南巡之后，推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促进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共同发展成为政策主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使用“资本”概念，并要求发展“资本市场”。此后，个体小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等非剥削性资本和民族私人资本、外国资本等剥削性资本及上述混合资本，统一在资本市场竞争发展。同时，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逐步推进股份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一提法也一直延续至今。

十八大之后，在毛时代和邓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推动资本法治化营商，更好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成为主基调，所以才有了反垄断、防止资本操纵舆论等，最终极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三次分配。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要承认资本逐利的根本特性，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规范资本行为。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全面搞活资本，有序配置资本。另一方面，要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加强有效监管以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在经历了来回的“正”、“反”之后，可以预料，资本在中国的地位和角色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合”的过程，也即为资本正名。这是解决诸如“国进民退”、“资本外逃”等纷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金融强国的必要前提。尤其在民营经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外资纷纷担忧高阶政治瞬息变化的当下，以及民间舆论场不时刮起“打倒资本家”的妖风，为资本正名迫在眉睫。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司长、研究员胡德巧日前发文表示，目前从根本上解决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头等大事。对此，全国上下、社会各界普遍高度关注。然而，为什么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困难，民营企业仍然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应有的安全感？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民营经济的性质没有从理论上给予科学定位。改革开放45年来，民营经济一直未能融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之内，一直被排斥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大门之外，这不得不使民营企业有些后顾之忧、放不开手脚。

胡德巧进而建议，当务之急是要对民营经济的性质和地位做出正确判断，从理论认识这个源头上，给民营经济一个合理的名分、一个公正的身份，解决现阶段的民营经济姓什么叫什么的问题。要在对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基础上，在长期改革开放消除所有制理论弊端和所有制教条束缚基础上，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以更大的魄力和更大的勇气，从理论、政策和法律上对民营经济的性质作出明确定位：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把民营经济的性质确定为社会主义经济，把民营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式纳入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范围，把对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科学认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如果民营经济能有一个合理的名分、一个公正的身份，外资的名分和身份也就不远了。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即表示，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另据媒体统计，中国高层领导在中共二十大后，频密会见跨国企业高管，在过去近一年半里，与跨国企业负责人举行的正式会见，显著超过十九大后五年里的总数。问题意识很明确，关键是，当各方都揹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又该如何正名？

透过《大明王朝1566》，“士农工商”四个字就像紧箍咒，从来没有摘下来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