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连串无差别袭击多涉年轻人 揭示“对弱者不留情”的社会?
韩国近期发生多宗随机伤人事件,引发当地民众恐慌,网上亦出现10多篇模仿犯罪威胁的帖文,连总统尹锡悦官邸也接到有人图放炸弹的消息。尹锡悦日前下令动员全部警力防范,韩国警察厅厅长随即宣布,允许第一线警员可在危急情况下直接开枪。有韩国心理学家认为,该国在心理健康援助方面的记录不佳,寻求心理健康治疗依然被视为一种“社会耻辱”,或许便是导致多宗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韩媒报导,连串事件的嫌犯大多是20多岁或30 岁出头的年青人,且或多或少涉及精神受挫等情况。例如,日前京畿道城南市书岘站的百货公司盆唐AK广场的23岁崔姓男嫌犯,据报患有类分裂型人格(SPD)等精神问题,且未曾接受过适当的治疗。
其他例子还有,今年5月一名23岁女子用假身份杀害一名通过家教应用程式认识的大学生。参与此案的犯罪心理学家表示,该名女子似乎是出于对受害者社会地位和学术背景的嫉妒;7月21日,一名30岁出头的男子在首尔南部的一个地铁站附近持刀行凶,造成1死3伤。他在被捕时告诉警方自己“没有求生意志”,并在审讯中指自己“活得很痛苦,想让别人也痛苦”。
韩国国有犯罪学与司法研究所犯罪分析与研究部主任尹贞淑(Yoon Jeong-sook)表示,最近发生的案件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似乎心怀不满,对自己的处境持有扭曲的看法,这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风险。她补充,政府可加强对就业培训计划和青少年咨询中心的宣传,并加大力度及早发现和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解决青年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问题,并为那些落后或被边缘化的人建立更强大的安全网。”
讳疾忌医:源自日治时期的偏见?
韩国专家之所以指出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是因该国是一个“不会同情弱者”的社会,就算再有压力也不能轻言说出。举例,当地畅销书《虽然想死,还是想吃辣炒年糕》的作者白洗嬉十多年来深受焦虑障碍与轻郁症所苦,她指出自己长期受到“不怎么忧郁、却也幸福不起来”的无力感所折磨,最后透过心理咨询时才发现,“原来一直把强颜欢笑当习惯”。
另外,艺人李升基2021年录制电视节目时,外表开朗的他坦承自己曾看过精神科。他表示,连前往精神科求助这件事其实对他来说也很有挑战,“即使已身处精神科诊所,也说不出自己的病况,因为有防备的心态”。
这些例子多少说明,韩国年轻人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坦荡荡接受治疗和协助存在不少的困难。而他们面对的这种来自社会的偏见,事实上大大地影响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与治疗,或有机会演变成社会一大隐患;尤其是每当精神病患者发生暴力犯罪时,偏见和歧视更会随着媒体的广泛和偏颇的报导而无限度蔓延。
有分析指出,此一对精神病患的偏见源自朝鲜日治时期,当时由于心理医学尚未现代化,政府将精神病患者视作“暴力和危险的族群”,是应该被铲除的社会问题,从而植根在韩国人的社会观念中。后来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发展时期,韩国又以“建设健康社会”为目标,将精神疾病视为“异常”形象,连一些最轻微的病患也被视为潜在罪犯,需要与社会隔离,故增强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错误认识。
今天,戴着有色眼镜的媒体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报导方式,以及各种失真的描述,亦加剧了社会对精神病和心理健康问题的恐惧。据韩国最高检察院2017年的犯罪分析统计数据,精神病患者的犯罪率为0.136%,而同期全国的总体犯罪率为3.93%,较精神病患者高出28.9倍。可惜,由于媒体大多广泛报导精神病患的特殊案例,因此令外界产生了误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普遍存在偏见与污名化,让一般人对精神病缺乏适当的反应,时常错过早期治疗的时间,等到情况严重到不可控制或非治疗不可时,却也为时已晚。
韩国现时诊断和治疗心理健康的门槛仍然很高,许多精神病治疗的时间较世卫组织建议的长得多,且治疗上的经费较许多国家还要昂贵。而且,特别是处于压力期的青少年,就算本身已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试图得到治疗,也会因为年龄的限制而受到拒绝,需要寻求法定监护人的同意与陪同才能就医。问题是,在传统的观念之中,韩国父母大多经常要求子女自我克服,最终变成讳疾忌医。
这也是该国自杀率长期高企的重要原因。据《韩国时报》报导,自杀成为这个东亚国家2021年的前五大死因,平均每日有36.6名韩国人选择轻生。这也使得该国蝉联经合组织(OECD)已开发国家中高自杀率的冠军宝座。
据韩国一项调查显示,一生中经历过一次以上精神疾病的韩国人占多达四分一,每年平均有高达470万人经历心理健康的问题;而整体患病率为11.9%,其中男性为12.2%,女性为11.5%。其中,年轻人与老年族群为两大高自杀率族群,前者的占比更是逐年攀升,2020年20至29岁青年族群的自杀率与前一年相比大增12.8%,多达32.4%的女性及22.9%的男性曾自残或尝试轻生。
疫情冲击经济、升学就业压力日增...
撇除韩国社会的传统因素外,有分析认为韩国社会近年面对的问题亦不少,许多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从未停歇,政府为因应全球通货膨胀而调整升息,家庭与企业的经济负担正步步加重,尤其是自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大衰退。而在此前,其他社会问题包括来自学校与职场的逼人高压、社会对忧郁症求助的污名化,以及缺乏高龄族群的社福措施等,早已渗透甚至蔓延进整个社会,导致不少人走上绝路。
其中,当地年青人不论在升学和就业方面的竞争皆异常激烈,许多韩国学童都希望能入读国内三大名校SKY(即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因此不少都会参加课外补习班,并每天复习到半夜。升学压力和攀比心态为许多年轻人造成巨大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韩国近年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或是负担不起高额的房租,让部份人看不到出路,从而走上绝境。当地社会认为,近年来该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还导致了心理压力过高、自杀率上升,因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缺少时间放松和减压。
诚然,我们难以将连串无差别的袭击事件简单归咎于以上的种种。不过,许多韩国人如今也普遍认为,假如政府再不出招松动僵硬的财阀体制,让年轻人得以在庞大的经济压力中得到更多喘息,未来这批社会栋梁恐怕也难以撑住国家往后的发展及进一步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