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前“被班主任打了一下叫道歉”　韩国校园霸凌折射的畸形社会

金始元（化名）记得自己决定从教室窗户跳下的那天天气很好，窗外阳光明媚。临走的时刻他没想太多，面朝教室里正在吃午餐的同学，仔细环顾了两三次。英语课本上已经留下了他事前写好的遗书：“不想死，但周围的人全都这样”。
2015年9月18日过后，在班内遭受欺凌9个月而轻生的金始元做了两次背部支架手术，又在精神病院住了一个月。时至今日，他不认为当年的霸凌事件得到妥善解决，创伤不只留于他的背上，也在心里。

一．致命的“孩子间玩笑”

在金始元看来，一切都是从“朋友之间的恶作剧”开始的。虽然这些总是夹杂着脏话的玩笑让他不舒服，但再烦再生气，他还是当成朋友之间的一种交流，忍了下来。随着4、5个朋友的“恶作剧”每天持续：金始元言行中的疏漏总会被当众夸大和取笑，从返学迟到一两分钟到学习表现，以至家庭问题也成了别人的课余谈资，他的父母也成了言语攻击的对象。

金始元从未遭受来自“朋友们”的身体伤害，但在30人的班上，没有人出声制止这种言语暴力，偶尔还有其他学生加入，一起开他的玩笑。

消极的想法在日复日的语言暴力中愈演愈烈。

那天上午第四节是英语课，金始元与几个欺负他的同学打了一架。在这之前，他虽然感到困惑，却始终把他们视为朋友。但当他用同样方式开“朋友”的玩笑时，换来的却是愤怒。金始元那天原本没有自杀的打算，但瞬间的震惊和背叛感让他陷入绝望：“我也是人。继续像这样在学校上学也没什么意义，最终还是会一直被欺凌下去，会被孤立，丧失了活下去的意志。”

他在课本上写下了遗书：“如果我不死的话你们也不知道我的心情吧，所以我走了。”趁着午餐时间他坐到教室的窗上，仰头向后坠。

金始元只是韩国过去多年间发生的众多校园暴力案件中，不算太起眼的一个。

2012年，韩国大邱市一名13岁中学生因严重的校园暴力，从位于7楼的家中跳楼身亡；2013年，韩国庆山一名15岁中学生在长达两年的欺凌后轻生；2017年，韩国接连发生五宗校园暴力事件，其中最严重的“釜山女中学生集体施暴案”中，14岁的女初中生在KTV包厢内遭多名施害者集体施暴，几个月后，5名施害者为报复她报警，将其围在巷子中以酒瓶、砖头、铁管等殴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年有关各国校园欺凌的调查，2018年调查显示只9.4%的受访韩国学生自认曾受校园欺凌，远低于75国的平均值23%，但自杀率却经常是数一数二的发达国家。虽然有关校园欺凌所导致的自杀案例难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但过去十年，韩国不少有关欺凌与自杀的研究，探讨两者关系。

二．韩国课室的等级文化：不欺凌下级就会成为他们

在电视剧《黑暗荣耀》中，女主角文同珢出身贫困，而几名霸凌者则大多家庭经济富裕，即便面对欺凌行为引发的处罚，父母利用财力、在警察当中的人脉帮其逃避邢责，刻划出韩国社会的阶级文化，连未成年人士圈子里都深受影响。

“在韩国，一切都是按等级划分的”韩国蓝树基金会（Blue Tree Foundation）网络霸凌呼救中心负责人李智祥对《香港01》称，在学校里，顶层的学生（主要指成绩较佳）能够得到更多照顾，进入更好的班级。

有韩国网民形容，在韩国学校里，所有学生都是自动被分等级的，上层圈子的孩子看不起下层圈子，最底层的孩子会被当成奴仆般对待。“你无法逃脱这个系统，如果你不欺负比你等级低的孩子，你很快就会成为被欺凌的一员。让自己不受损害的唯一方法是不断欺负你下面的孩子。”而且这种欺凌文化在离开校园仍然持续，在强制兵役的军营，以至一些企业，欺凌文化都非常普遍。

金始元就读的学校位于韩国大田一个并不富裕的区域，校内少有家境极优渥的学生，但个人学习能力、朋友多寡、家境差异等仍在班上形成“看不见的等级”。

金始元形容自己是班上的“最低层”，欺凌他的学生中有家境较好的，也有较差的，但会把他“往死里欺负的”同学多数经济条件普通。至于被同学们视为“污点”的家庭问题，金始元没有向记者解释太多，只说父母不在身边。“因家庭环境不好受到欺凌，在韩国的校园内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在他的班上，等级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处于低等级的学生们不能大声说话、常常被指使去跑腿，处于被支配和剥削的地位。他举例称，如果高等级的学生问他们“在干嘛”，而他手上有游戏机，就要马上交出给对方。金始元认为，自己反过来对“朋友们”开的那次玩笑，恰恰是破坏到等级关系，触怒对方。

三．班主任反叫受害人道歉

那天是金始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老师求助，他试图解释自己每天如何被嘲笑、表达内心的委屈，但这位刚担任班主任不久的老师却反打了他一下，让他快点道歉、与“朋友们”和解。金始元说：“同学们都会经历这样的事......老师把我推开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李智祥指，现实中像金始元这样无法主动对外求助的受害者很多，其机构的研究也显示，许多受害者出于对施害者，以及举报后可能遭到报复的恐惧而难以求援，“而且学生们知道，（即便说了）什么也不会改变。”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的韩裔学者、社工系副教授宋俊洪（音译，Jun Hong Sung）对《香港01》表示，大量研究显示被欺凌的未成年人会出现精神健康问题，由于欺凌常会持续发生，若没有老师介入、阻止欺凌，受害者的心理问题会加重，但韩国的老师没有处理霸凌问题的培训，学校体系也以学生的学业表现为重，而往往忽略学生的精神健康。宋俊洪又认为，OECD的调查数据没准确反映韩国的实况，现实中校园欺凌的频率较高，也存在部分人被逼至自杀的情况。

来自首尔的律师卢尹浩（音译，Noh Yoon Ho）对《纽约时报》表示，韩国对校内骚扰行为的处罚较轻，在美国，学校对校内骚扰行为动辄停课、开除来处置，但韩国的许多学校只会惩罚欺凌者做社会服务，只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才会予以开除。

根据韩国2004年通过的《预防校园暴力特别法》，校园暴力案件（包括语言和身体暴力）由全国各地的预防校园暴力委员会处理，该委员会隶属韩国教育部，由校方、家长（不包含施害者或受害者家长）和专家组成。委员会可视暴力案件的严重性，禁止霸凌者与受害人接触、处以书面道歉、校内义工、强制调离班级、转学甚至开除。

不过，据韩国教育部数据，2022年遭开除处置的霸凌事件只占0.2%，校内义务工作及更轻微的处置占了绝大多数。

四．受害者请买保险，施害者请找律师

校园暴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之下，为保护学生而设立的预防校园暴力委员会也未能发挥充分发挥作用。

今年2月，韩国前高级检察官郑淳信遭媒体曝光，其子多年前持续八个月对高中同学进行语言欺凌，给对方造成严重心理创伤且一度企图自杀，校方终勒令郑的儿子转学。 惟郑淳信就的转学处置提起行政诉讼，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最终败诉。

在香港，被认定为刑事案件的欺凌事件中，施害者可被警察带走、处以“警诫”，若有再犯，情节严重者则可留案底甚至坐监。在韩国，处理校园暴力案件的委员会缺乏执法权力，欺凌者及其监护人经常利用这一弱点，对委员会的决定提出上诉，即便上诉不成功，只要能够争取法律争端来拖延时间，就可能避免留下欺凌记录，从而影响其大学入学，这一漏洞长期被视为校园暴力案件处理失当的原因。

《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引述首尔教室工会主席朴根斌（Park Keun-byeong，音译）指，诉讼进行过程当中，施害者与受害者仍会共处同一个教室上课。该报今年3月报道称，网络上甚至有律师打出提供支援欺凌者及其监护人的法律服务广告，帮助欺凌者逃避或争取最低限度的惩罚。

讽刺的是，韩国三星保险等保险公司更面向担心受害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学暴保险”的产品，若受到校园暴力，受保人可获得暴力引致的医疗费用、心理咨询费用等的补偿。李智祥认为，随着校园暴力问题再度浮出水面，预见家长们会对子女安全问题产生忧虑的保险公司在近一两年推出这类产品，保费虽然不高，也能给学生和家长家长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但他也感到其可悲之处：“学校和政府本应该成为他们（学生）的保护者，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应该要花钱来获得保障。”

五．韩国掀“metoo”讨伐霸凌者？

郑淳信儿子的校暴丑闻被揭穿后，舆论在国内发酵，郑淳信最终主动放弃了由总统尹锡悦提名出任国家调查办公室主任一职，并向公众致歉。不过，其子的仕途暂未见有影响，目前就读于更入读了韩国名校首尔国立大学。

韩国成均馆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具廷禹（Koo Jeong-woo）说，眼见着“肇事者踏上通往成功的捷径，而受害者却不得不忍受过去的痛苦”，韩国公众因此对校园霸凌问题反应激烈。

韩国社会近两年掀起一场“metoo”式的反校园欺凌运动，许多受害者时隔多年在网络平台或向媒体揭露娱乐圈乃至体育界名流的欺凌行为。2021年，两名韩国排球运动员，当时24岁的双胞胎姐妹李在英和李大英，在承认初中时曾辱骂队友后，遭其所属的代表队开除，由此又引发了一系列运动员因霸凌被除名的事件。同年，韩国知名女子偶像团体（G）I-DLE成员徐穗珍、LE SSERAFIM成员金佳蓝、男演员金志洙等也都因校园欺凌而退团或与经济公司解约。

就在《黑暗荣耀》今年初热播之际，自曝遭欺凌长达12年、被称为“现实版文同珢”的韩国发型师表艺琳也站到聚光灯下，指自己在校时，鞋里常被埋钉；被拖行至厕所、头撞马桶；被对方爆粗辱骂“衣服臭”等。表艺琳早前向国会请愿，促请立法保障受害者（包括取消校园暴力的诉讼时效，令施害者在数十年后仍可被追究责任），获逾数万名网友支持。

她表示，长年受欺凌使她社交困难，长年饱受焦虑、恐慌、失眠、抑郁症所苦。这次公开指控也促使她当年的施害者遭公司解雇，但表艺琳本人却受到二次伤害，遭网民起底及留言攻击，一度割腕送院。

汹涌的民意下，韩国国会今年4月正式通过立法，要求将所有校园欺凌者的记录在其毕业后保留四年，意味着他们在申请大学、求职时均有可能受“案底”影响。李智祥表示，韩国社会普遍对该法案较为支持，尽管有教育团体提出此举会给尚未成年的霸凌者带来过度的污名，但这类反对的声音十分微弱。然而，在美国关注着韩国校园暴力现象的学者宋俊洪则对这种政策提出质疑，他认为公众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惩罚性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削减欺凌行为：“它掩盖了欺凌行为（的实质），而最初引发欺凌现象的原因却往往被忽略了”。对于这种社会反响能否为大量受害者们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宋俊洪则指难有定论，需进一步观察事态发展。

金始元轻生后，校方当年对他的欺凌者作出停课处分，金始元后来也收到来自“朋友”的短讯问候和道歉。但在金始元看来，致歉毫不真诚，心中的怨恨因此一直积压着。

8年间，金始元凭着自己的努力考进大学，顺利毕业。除了用腰太多、走路时间太长腰背会痛以外，他的身体已无大碍。偶尔，他仍会梦见自己受到欺凌的场景：“如果有机会（与欺凌者）再见面，能打一顿的话还是想打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