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前修女揭露修道院洗脑欺凌：“他们无视了我的眼泪与不幸”

任何想要逃离到现实生活的念头都被视为罪恶，对圣召的不忠诚被视为通往地狱的一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作者为英国布莱顿大学（University of Brighton）教育学院首席讲师Karen Hanrahan

这是我母亲玛丽的话。她在1950年只有15岁的时候进入爱尔兰的一个修道院，直到34岁才终于成功离开。她从20多岁开始对上级表达了疑虑，但多年来的“洗脑”以及一种对她和家人将面临永远谴责的恐惧，使她觉得违背誓言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与我的母亲以及其他五名修女和前修女交谈，让我一窥一种已经不存在的生活方式。她们令人心碎的故事描绘了一个压抑且有害的制度，强调自我牺牲和盲从服从，而苦难和“精神受挫”（breaking the spirit）被认为可以使人更接近天堂。

对于许多离开修道院的人来说，多年来的“洗脑”、“心灵控制”和“当作小孩对待”（infantilisation）使他们在适应世俗生活方面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心理、社交、情感和经济方面。很少有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得到支持。

近年来，“邪恶修女”的形象已经被夸大和扭曲，特别是在爱尔兰——持续了几十年的虐待丑闻的影响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疤痕，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看法。这些妇女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关于修道院生活的内部视角，但或许也能提供一种更细致入微的观点，让人们看到她们是如何形成生活方式、又是怎样摆脱它的。

与我交谈的女性在进入修道院时都还只是小孩，不了解内里的真实情况，只是希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然而她们却被操纵和洗脑。其中一名女性在15岁时遭到一名年长牧师的性虐待，另一名妇女精神崩溃，绝食以寻求帮助，但却遭到忽视。

变革之风

目前还没有一项专门探讨爱尔兰前 “女教徒”（包括修女和姊妹）的研究，特别是针对那些在梵蒂冈第二届会议（1962-1965年）之前进入宗教生活的人士的证词。

在教宗圣若望廿三世（Pope John XXIII）以“适应时代或更新”（aggiornamento）为重点的推动下，被认为赋有更新和自我反省精神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下称梵二）召开。从罗马吹来的变革之风为整个天主教会带来了一连串的震荡变革。例如，在梵二之后，弥撒不再以拉丁文进行，而是以本国语言进行，祭坛的位置也被转过来，这样牧师在做弥撒时就不会背对“上帝的子民”。

梵二之后，修女们逐渐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例如，她们可以在决策中承担更多个人责任，也可以在修道院外交友，甚至可以学习开车（这是她们以前不能够做的）。

在梵二之前，修道院的等级制度要严格得多。修女必须放弃她的个人意志、完全交由上级定夺自己的命运。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妇女（除了我的母亲之外，我不会以她们的真实姓名称呼）说，视乎她们的上级是谁，她们的生活和职责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她们需要无条件的接受、牺牲和放弃自我来服从社区生活。

我的母亲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研究中的六位女性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爱尔兰的一个宗教团体，当时她们年龄在13至16岁之间。她们在不同的修道院长大，在爱尔兰、英国和东亚的不同学校担任修女和教师。四位在离开前度过了15至27年的宗教生活，两位还在继续。她们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

我强烈地感觉到，她们的故事需要在失传之前被记录下来，因为在父权制的天主教会中，排斥的考古学（archaeology of exclusion）使修女几乎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这种情况在前修女身上更甚。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团体的女性成为爱尔兰最大且力量最强的职业女性群体。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爱尔兰修女的会众一直在下降。

我与她们的交谈始于我的母亲。现在她已经80多岁了，仍然经常会做无法逃离修道院的噩梦：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梦，一个噩梦，就是骑着单车穿越高高的草丛——我身处错误的地方，应该是外面的路上；又或者是爬过一堵墙，我想下来却发现很难。多年来，你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东西，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但我就在这里。我能做什么呢？你被告知天上有一道光照在你头上，你被选中了，你被选中了。这真是一种愚蠢的描述圣召的方式。

我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得知我的母亲在修道院待了近二十年。当时，我对她这一段过往的态度很不一样。

孩童时期的我采取了一种积极的不知情的态度，觉得母亲的前修女身份是有点可耻的，这让我们在成长的爱尔兰天主教小镇上与众不同。人们通常把那些背离他们的圣召（通常被描述为宗教生活的“召叫”）的人称为“被宠坏的修女”或“被宠坏的神父”，是一种污名。我的研究对象中的一些女性将他们过去的这一部分隐藏起来，只与亲密的家人分享；一位则等到她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才告诉他们自己的过去。

青少年时期，我记得自己对母亲遭受到的不公正感到非常愤慨，对她被禁锢感到惊恐。她一直对自己的圣召表示怀疑，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修女。她的上级怎么能对她反复要求离开视而不见呢？到我15岁，和我母亲进入修道院时相同的年纪，我非常珍惜我不断增长的独立性，对于完全顺从和消除自我的想法感到难以理解。

随着我长大，我对她以前的身份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我仍然对谈论这个问题持保守态度，以免她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

但是，就家庭而言，我们影响着彼此的故事。我母亲的故事是我人生故事的一部分。我的女儿现在15岁了，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被培养”的脆弱性，正如其中一位女性描述她进入修道院的经历一样。

进入修道院

无疑，有些年轻女性相信自己受到圣召并做出了回应，而成为修女也给予当时在爱尔兰不受到社会关注的女性机会。爱尔兰修女的“圣召”热潮之所以一直持续到1967年，是因为她们被作为宗教人士的教育和职业机会、经济稳定、抑或是宗教生活的冒险性所吸引。家中有修女或神父可以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修道生活在一个强大的跨国机构中创造了一种特权身份。

对这种修道生活吸引力的另一种解释是，女性积极寻求婚姻和母亲以外的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适婚男性的数量不足。就我的研究对象而言，考虑到她们在进入修道院时只有13到16岁，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们并不是因为找不到婚姻对象才进入修道院的。

当时宗教团体招揽人员很常见，“获得圣召”对组织的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天主教会就像一个帝国，一个跨国机构，其影响力和管理远远超出了国界。代表爱尔兰和国际各种修会的修女们访问学校，有时还会去那些有大家庭的农场招揽人员，过程中则经常播放有关传教生活吸引人的电影。

在1950年代的爱尔兰（事实上一直到1990年代天主教会的没落），神父和修女在爱尔兰社会中享有权力和特权地位，他们则被期望要虔诚、无条件地接受天主教信仰。因此，对于圣职志愿者来说，爱尔兰是一个进入教会的重要渠道。

我母亲记得修女们来到她的中学时，当时她14岁，开始思考自己可能去哪里，因为当时爱尔兰乡村的很多人注定要移民。她记得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修女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以为她可能与教宗有关。

我母亲说：“她告诉我们关于去传教的浪漫故事，尤其是去非洲。我还记得她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可爱修女和孩子们坐船行驶在非洲的一条河上，而她则是管事的人。所以我立刻想，‘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我必须要离开，而这听起来很美好’。”

我的姑姑也在13岁时加入了修道院。我母亲记得，她当时坐在椅子上时腿都还碰不到地面，因为她小了。虽然我的母亲是受到前景一片光明的传教士梦想、以及更广泛的经济背景的影响（她需要“去某个地方”），此外还有其他更个人的原因促使女性加入修道院。

我与一位名为Louise的女性交谈过，她在修道院待了16年，直到32岁才离开。对她来说，加入修道院是出于家庭关系的考量和与母亲的恶劣关系。她说：

“真的，我对此很真诚，当我决定加入修道院时...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想当修女，或者我想照顾贫困人民，或者我想去传教。真的只是为了向我妈妈证明我是个好人。我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这样做，他们就会知道我是好人。那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Christina在15岁时进入修道院，在那里度过了27年。她把进入修道院归咎于与一位“好色成性神父”（predatory priest）的“不正当关系”。现年88岁的她仍然精力充沛，但她对自己当时的情况感到后悔：

“我知道这是不合适的...但当时我认为这是一种特权。是的，他在精通各式各样的事情，他讲法语，你知道，那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在表面上和我自己看来，我把这当成一种荣誉。”

她记得有一个修道会来到她的学校，让成为修女听起来很“时尚和令人愉快”，她想，为什么不试试呢？

洗脑和罪恶感

所有的女性都宣誓遵守贫苦、贞洁和顺从的生活方式。她们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进出修道院的信件全都要被上级检阅。修道院生活通过遵守严格的规则来消除个人身份认同。

我母亲说，你“不能谈论自己身体的任何部分，也不能谈论自己的健康问题，也不要和任何人说话，最好不要”。女性们被禁止建立特别的友谊（“那是一个大问题”）。你不能“向任何人倾诉你的心事”。

“你知道你不应该说，‘我很寂寞。我希望能回家。’对你的同伴说这样的话是相当罪恶的。所以你应该永远保持好心情，时刻微笑，对每个人都非常尊重，在表面上......你的自我真的被消灭了，你不能多讲话，不能谈论你所谓的“世俗生活”（life in the world）。所以这绝对是一种洗脑...”

在此之前我的母亲在学校里过得很开心，因此当她发现奖学金的承诺没有兑现。进入修道院后，她发现修会实际上没有提供中学教育，新成员需要通过自学、函授课程和小学内的修女偶尔提供的夜间辅导，来完成最终的学业考试。

我们坐在倒过来的牛油箱上，显然他们很难容纳我们那么多人——我们至少有30个——我们挤在一个非常大的寄宿室里，那原本是一家工厂，财物都放在其他黄油箱子内。所以，整个环境都很清苦、严苛。食物是正常的，但品质很差......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就像被赶到那里一样，好像我们都有圣召一样。但在那个年纪，圣召是什么呢？那时候你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书籍，没有刺激

Louise觉得缺乏刺激的生活令人窒息。她告诉我：“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对话，所以无法在任何方面启发彼此关于生活的事情。我们的感官被完全剥夺，就是这样。我们从不听音乐，我们不能读书，我们从不看报纸，我们从不被允许听收音机，所以我们完全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他们经常将‘外面的世界’形容得充满邪恶。”

Louise说，她记得在她恢复自由以后，能够买书并阅读的激动心情。从她的家就能看出她对阅读的热爱，而且我注意到她在描述自己的经历时，表达非常清晰和有条理，即使谈论的是她数十年后仍然在面对的心理问题时也是如此。这种环境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很难被摆脱。

Christina进入修道院时16岁，离开时43岁，她也对修道院内限制阅读的规定感到很失望，认为这阻碍了她们的成长。她说：“我们还是被当作孩子对待。我们总是需要帮助，需要监督。总有人在监视我们......我们没有书籍，没有刺激，所以我们都是非独立的存在。”

想离开却被认为是罪恶

但如果你想离开，过程也非常困难。一旦这些女性向上级表达她们对自己圣召的疑虑时，对方可能告诉她们那是魔鬼的引诱，又或者对她们说，离开后她们

会被诅咒，又或者是按一位女性的忆述说法，告诉她们若接受“更崇⾼的圣召”（higher calling），她们的三代子孙都会因她们的忠诚而得救；又或者告诉她们永远无法报答修会给予她们的一切。她们于是屈服并留下来。

已经向修道院坦白过自己与神父关系的Christina则被告知，如果她离开修道院，她“将永远陷入地狱”。“谁想永远在地狱中呢？你知道的，那时我们所看到的地狱的图片非常可怕。而我现在甚至不相信有地狱了”，她补充道。

对于Louise来说，压力使她患上了强迫症，她自称自己在二十多岁后半出现神经衰弱。住院一段时间后，她不情愿的回到修道院：

他们完全无视我的眼泪，无视我的痛苦。于是我决定进行绝食，我当时还没有绝食这个概念，只是那样做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我本来不是这样反叛的性格。但你知道吗？我经常回想起那段时间，然后想起他们有多么的不人道，居然会让一个如此不快乐的人......完全无视她们的痛苦。”

二十几到三十几岁间，我母亲离开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她梦想着组建一个家庭。回忆起自己从阁楼宿舍往外看时产生的欲望，她说：“我常常在准备上床睡觉时透过一个小圆窗往外看。我经常看到一个家庭主妇或母亲在忙碌，尤其是在她晾衣服的时候。然后厨房的门会打开，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灯光，你会窥见家庭生活的细节。”

她补充道：“我会默默把那种生活和我晚上九点半以后孤单躺在床上的感受进行对比，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拥有那样温暖的生活，以及当你只是想要家庭生活时、却不得不遵循圣召的不幸。只要你提到这类话语，都会被认为你被魔鬼引诱破坏圣召。任何想要逃离到现实生活的念头都被视为罪恶。对圣召的不忠诚被视为通往地狱的一步，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

1969年的教师罢工给艰苦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给了她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那时她已经34岁，是一所中学的校长。这份责任让她感到有力量。她开始为自己思考：“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能够做出决定。因为我进入修道院时太年轻了，一直是别人告诉该做什么，该怎么想，该不怎么想，我突然间决定，‘既然我总是在向各种人提出建议、帮助他们做出决定，为什么我不能为我自己做出决定？’于是在那次罢工期间，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

梵二之后全世界的许多修女都离开修道院，回到世俗生活中。作家Karen Armstrong在她的回忆录系列中详细记述了她自己“走出黑暗的过程”。许多人一无所有地离开，对生活之后的境遇毫无准备。

研究指出，修女们在二十世纪以教师、护士或其他职业身份，对教育和社会关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些前修女的巨大贡献往往被忽视，缺乏实际或经济回报。梵二以前修道院的专制和压迫性的特征，被指与修女们遭受到的精神失依、社会孤立和心理问题有关。

Louise谈到了她对于自己一无所有、只带着十字架和修女服离开而感到屈辱。她对没有得到任何福祉或关心感到不平：

“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回来。我不仅从未回去过，而且我离开后从未与他们联系过，他们也从未与我联系过，从未问过我现在过得如何、能不能适应。当时我32岁，而我在16岁进入修道院......在生活经验方面，我仍然是16岁。我从未处理过金钱，从不需要做出决定，我从未独立生活、也不懂得照顾自己。”

我母亲开玩笑的说，1969年离开后，她穿着迷你裙感到不自在，因为修祷多年使她的膝盖上出现了粗糙的皮肤。其他人则谈到了戴头巾多年后出现的掉发问题，以及因为对当时流行的披头四乐队一无所知而产生的社交尴尬。

她们的离开也对留下来的修女们产生了影响。由于交流受到限制，她们无法告诉其他修女她们的离去。根据一位仍留下的修女所说：“当她们决定离开时，她们被要求不能告诉任何人。所以她们从未告诉过我们，她们只是消失了，你知道，我觉得那真的糟糕。”

另一位修女描述了听到一位修女回到世俗生活的消息时的感受，她说“我的世界崩溃了”。

“修女是人吗？”

修女在爱尔兰集体回忆中占有争议性的地位。“修女是人吗？”是1971年为爱尔兰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的标题，它显示出爱尔兰对修女形象的长期矛盾情感。修女对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负有责任，是教会和国家的压迫性故事的共谋者。抹大拉洗衣店（Magdalene Laundries）和爱尔兰母婴之家丑闻的调查（Mother and Baby Home）已经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

2018年发布的“Clann Report”显示，这些虐待行为的后续问题不仅在爱尔兰境内产生了影响，还揭露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有超过2,000名儿童被送到美国进行非法收养。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千里伴我寻》（Philomena）中便记述了这种非法国际送养活动。报告还提出了修女运营的机构中可能存在篡改儿童死亡记录来促成非法收养的现象。

然而，这只是有关修女故事的一部分。

修女们在推动女性教育以及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修女扭曲成邪恶的漫画形象简化了复杂的历史，使政府和社会能够免除他们对爱尔兰“控制的架构”（architecture of containment）和“耻辱政治”负有的责任。

2021年对“爱尔兰母婴之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回应中，时任爱尔兰总理马丁（Micheal Martin）指出，国家和社会采取了一种扭曲的宗教道德观念和控制、过度批判以及从道德出发的确定性（perverse religious morality and control, judgmentalism and moral certainty ），并向母婴之家的幸存者道歉。

历史上与天主教会有关的虐待罪亦是一个全球现象，且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是，根据红衣主教德阿维兹枢机（Joao Braz de Aviz）的说法，修女在自己的修道院内也遭受过虐待，神职人员对修女的性虐待甚至得到了教皇的承认。同时，梵蒂冈在2017年发布的指导方针承认了女性机构内的权力滥用。

我自己的研究则强调爱尔兰宗教团体所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地位，与修女们的隐蔽、自我牺牲和经常无权的生活之间的对比。

“我并不愤怒”

与天主教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比，今天教会的地位远不如以前稳固。尽管人们对制度的遵守，以及爱尔兰人口中天主教徒的比例和总数仍在下降（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天主教徒占人口的78.3%，比五年前的84.2%有所下降），但在国家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中，天主教似乎仍是爱尔兰身份的一部分。

许多修道院，曾是爱尔兰城镇和城市中信仰和权威的主要象征，现在已荒废或正在进行重新开发。愈发老龄化的修女群体则通常以小团体的形式居住在当地社区的楼房中。

与研究中的其他女性不同，我母亲近几年间与过去和她在同一个修会的一些修女取得了联系。

回顾她以前的身份，她说：“虽然我并不愤怒，但我得出的结论是，整件事情都非常糟糕，许多人受到伤害。那些接受教育的人在离开时多少还有安全网，但其他人却没有，他们与同龄人格格不入，但因为年龄偏大，他们也难以找到工作和伴侣。”

对于她来说，遇到我的父亲、组建家庭，且实现了从阁楼窗户中想像的更“自然的生活”，或许有所帮助。

本文转载自The Conversation，由香港01编译，点击阅读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