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世界.四|由百子柜到白药瓶:香港能助中药改朝换代?
百子柜内林林总总的药材味,交织笼罩着整个药房四周,一个打扮随意的年老中医师为等待“睇症”的街坊逐一把脉,并即席挥写出一道“符”般的药方,再由职员执药代煎。这画面相信是不少香港人看中医体验之点滴。 时移势易,这类传统旧药房如今买少见少,上述“贴地、亲民”的中医形象,亦慢慢地开始由形象专业、具学识素养的新一代年轻中医师所取代。这些转变不仅是香港本地独特的行业生态使然,背后还多少与香港在中医药发展上的角色密切相关。
此为“中医药在世界”专题系列之四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医药成为越见商机的行业。目前,中医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价值1,300亿美元(约1.02万亿港元)的全球产业。其中,大型中药制造商以岭药业于今年4月的销售额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约125亿港元),几乎是疫情前的三倍;另一大型制造商北京同仁堂的股价亦在疫情下翻了一倍,目前巿值达600亿元人民币。
过去三年,两家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下于生产新冠疫苗的西医大厂辉瑞(Pfizer)和阿斯利康(AstraZeneca),可见中药企业发展前景同样备受看好。在疫情下,中药连花清瘟出口近30个国家,包括科威特和老挝在内的一些国家已批准用于治疗新冠病毒。
中药厂的发展备受外界看好的其中一个优势是,相较于西医药厂需要花费大量的科研成本,中医因已累积数千年的古老智慧能大大节省相关的成本。据《彭博社》报导,辉瑞和阿斯利康将收入的五分一投入到研发中,相反以岭和北京同仁堂分别只有7.8%和1.2%。
9月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表示,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并在31个国家建设了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在“十三五”期间,中药类产品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281.9亿美元(约2,213亿港元)。近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支持国内中医药机构在相关国家建设了30个高品质中医药海外中心,在国内建设了56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可见中医药在国际间的发展潜力不少。
在香港,据政府统计处2018年的报告,包括中药制造、中药分销、中医执业等中医药业近年在香港亦稳步发展。本港中药制造业方面,2017年的机构单位数目为190间,就业人数则为2,590人,较前年上升7.5%,该行业的销售及其他收益为44亿元,其中行业的增加价值为23亿元,较前年上升1.9%。
2018年的中药材整体出口货值为12亿元,输往台湾的中药材占香港中药材整体出口货值的22.7%,其后依次为韩国(21.5%)、越南(12.7%)、美国(10.2%)及中国内地(7.9%)。
告别“煲中药”的麻烦
随着中医药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大趋势,香港近年也有不少中医药厂做得有声有色。
本地品牌汉方医药于1998年由吴国正博士创办,公司引入各种中医药产品,包括台湾GMP科学浓缩中药、保健食品、微电脑药品自动分包机、中医电脑诊症系统及其他医疗设备。与昔日的药房中医师的景象可谓天壤之别。在汉方旗下的港恩中医诊所,电脑化的登记系统、科技化配药和包装流程,感觉比不少西医诊所更时尚。用瓦煲长时间睇火煎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胶囊、药粉、汤包或精油等中药现代化产品。
汉方医药副总经理及港恩中医诊所总主任医师黄子明向记者表示,他们的中医诊所自2004年开始起用本地毕业的中医师,推动本地医师的就业,同时让业界见到大学毕业医师的水平。现时,诊所27位医师的平均年龄约30多岁,每年服务逾10万人次,在业内成绩算得上不错。他指出:“诊所的发展有助带动品牌,品牌则帮助诊所以具优势的浓缩中药治疗病患,达到相辅相成的协同效应。”
汉方是本港最早销售浓缩中药颗粒的中成药公司之一,更是首间采用台式湿式流化床幼颗粒的中药公司。相较内地干式造粒的粗颗粒,台式颗粒服用时更加方便,基本上冲水服用即可,省却后者需要在热水中焗服的时间,黄子明认为这是品牌的优势。
黄子明解释:“煲中药时控制火候、精准先煎或后下等是十分重要的,在香港生活节奏急速的地方,病人很多时没有时间煲药,需要尽快服药休息,浓缩中药在此有明显优势。”随着时间发展,不少中医业界如今也接受药粉是不错的选择,原因是占用较少空间、没有药材贮放的虫蛀问题,且成本效益更佳。
近年,讲求专业化、科学化的本地中医药厂有如雨后春笋,形形式式的中药产品更是经常推陈出新。
“不只调理身体或煲汤水”
对于疫情下中医业的契机,黄子明以汉方为例,指出疫情的影响其实有两面,首先是打击了原有的实体诊症业务,尤其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间市民避免不必要外出。他补充:“其后我们推出遥距诊症,虽无法把脉,但通过视像诊症问诊、观舌,一样可以,(对象)包括新冠病人。”这使他们新增了业务,今年业绩还有若干增长。
黄子明认为疫情会是个机遇:“在公营层面,亚博馆、公立医院等都有中西会诊的机制出台;私营机构则有遥距诊症的出现,为大众所接受。”即使在疫情过后,这些情况也不会轻易改变,因例如遥距诊症对行动不便、长者而言,都是相对方便的,加上有国家背后的推动,相信大众对中医的接受程度会更高。
不仅如此,从医20多年的黄子明也坦言,虽然香港主流医学仍为西医,但每逢重大疫情,中医都有参与其中。以2003年沙士为例,他曾参与政府有关沙士后骨枯情况的科研,以中医药、针灸、推拿复位等来治疗,其后还见证了落实建设首间中医院。
这位资深中医师也指,最恩喜的是看中医的人由过往主要是想调理身体、学煲汤水,如今是“有病会找中医”,包括新冠肺炎等急性病。“许多人如今已经不止想调理身体,我个人多做针灸、复位整脊,知道痛症、骨伤、筋伤的病,中医都可以好好处理。”
中医药主流化三步曲:教育、法规、保险
然而,中医药要在全球范围“走出去”似乎还有不少挑战。黄子明说,汉方目前主要仍扎根香港和澳门并通过和同仁堂的合作,利用跨境电商方式销售浓缩中药颗粒至国内。他解释,公司虽有意进一步发展海外市场,惟海外法规不同也是困难之一。
举例中药麻黄,黄子明指它是很好的感冒药,包括葛根汤、连花清瘟都含此成份,“但外国以前有许多人利用麻黄来规避法例,充当营养补充剂来作减肥保健品卖,曾引起不少事故。故此,许多外国政府都禁用麻黄这种中草药,所有类似的复方在外国今天仍注册不到。”另外,外国很多时视中草药为补充剂,没有相关中成药注册的概念。
“作为中医有时会感到多少失望,因许多西医、护士每每提醒病人不要食中药,老是说会‘冲撞’。”但究竟与什么中药撞呢?他表示根据中国内地的药典,生姜、果皮、扁豆、薏米都是中药食材,惟肯定不会和西药有冲突。他认为这些偏见、刻板概念影响到中医的发展,希望日后中西医之间彼此增加认识。
黄子明认为推动中医主流化,乃至输出世界,需在三方面先做好:教育、法规的推动和保险覆盖。首先是教育,由于现代人从小接触的都是现代医学的东西,很少会涉猎传统古文化,鲜少从传统的角度,如气、阴阳五行、经络等角度去看我们的人体。其次是保险保障方面。现时社会一般都是自费看中医,坊间的医疗保险大多只覆盖西医。黄子明认为,从公共医疗的层面而言,若中医能在基础医疗(primary health care)层面做好,可以避免病人需第二级(住院或例行性诊疗)及第三级医疗(手术和采用大型医疗仪器)。
最后是政府法规的推动:规管及定义好中医专业的范畴内可做的各种治疗手段,例如针灸、艾灸、拔罐等从古籍至现代文献,从古代医家至现代中医院及诊所,均为中医师专业范围。进行上述治疗的资格方面仍存有灰色地带,政府应加强执法,《中医药条例》宜订立更明确的指引。
此外就是信誉。“香港的Q唛、品牌、检测是国际认可,可以辅助国家的中医品牌走出国际,辅助本地的产品去到国际,香港还有这个优势。”
本港必须做好临床研究
虽然,本地中医药厂近年专业化、科学化的发展,似乎已万事俱备。不过,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发展部主任钟志豪教授指出,要在卫生署注册一只中成药,除了需要做基础研究,下一步需要做临床研究。他批评说:“但这方面正正没有人在做,导致发展停滞不前,难以做到产业化。这是‘未学行先学走’,是想多了。”他指出,临床研究最重要,却又是“香港人最不想去做的事”。
钟志豪指出中医在中国发展没有问题,但要“走出去”让别人也花钱采用,临床数据、安全性等无法忽视,因为其他国家只会在对病人有明显的利益才会推行。可惜,他表示:“今天中医的临床研究数据仍未做好,包括香港在内,许多研究仍是不著重临床研究,而著重实验室研究,如植物提取,有效成份提取以作西药,惟至今成功者寥寥可数。”
不过,钟志豪认为,香港过往培训了许多中医人才,加上西医在亚洲区内优势,认为要做好临床研究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有望领导相关研究。“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优势的时候,香港人口太少,所以难做。如果可以和大湾区接合,共同去做,以我们的人口、科研,可做到许多好的临床研究。”未来便可推广至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这些本身已有中医师的地方。
因此,本地大学必须做更多的研究,尤其是更多证实到中医价值和疗效的临床研究。“这些临床研究许多也能在很短时间内做得到,如新冠病毒,其他一些如认知障碍、抑郁症可能会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