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超车?|制造业野心追赶深圳 业内人士:速度犹胜中国当年
受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越南今年第一季度的出口总额超出深圳1,7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3月的数据差距更大,几乎是深圳的两倍。大量中低端产业由中国内地转移到越南,似乎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有经常中国内地、越南两边走的制造业业内人士更指出,越南近年的发展速度“犹胜中国当年”,眼见近年厂商转移产能至越南的情况令其感震惊又忧虑。
于内地美资企业从事供应链审核(supply chain audit)工作的范伟(化名),主要的职责是检查工厂员工工作、品质监控和工厂安全,每月约有一至两星期会到越南的厂房视察;而其公司从事哥尔夫球产品生产,主要有球杆和球袋。他的公司自90年代后期已在深圳设厂,供应商分布于东莞、中山和厦门等地,五年前开始将部份产能转到越南。
范伟向《香港01》记者表示:“起初大家对此不以为然,我当时认为相关的动作应该不会太大,惟其后一年已转移了公司两成产能,至今更高达四成。”他指出,公司当年的决定源于环境因素,由于所生产的产品如球杆击球部份需要做打磨工序,牵涉到不少噪音等污染问题,加上衍生职业病的概率高,而内地相关的环境污染管控较严格,导致工厂缩减了这部份的规模。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越南制造业在初期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当时出货仍很正常,这是因为当地与中国防疫管控模式相似,故当时未有受疫情太大冲击。惟在去年3月Alpha及Delta变种病毒引致的新一波疫情下,越南的防疫应对始出现一些状况。范伟表示:“当时我的工厂、供应商九成以上都关门了,导致产品供应出现中断。这个情况长达七个月,这段停工的日子影响比较大,因不少工人已回乡。”
其后,越南工厂于去年10月重新复工,其后复苏至正常水平的速度惊人,前后大概仅花了六个月时间,至今年2月基本已经百份百恢复产能;相反,中国内地今年因疫情原故,工厂不时需要停工停产,故部份订单已由内地转至越南。现时,越南厂商收到的订单也变得越来越多。不过,范伟认为想转到越南设厂的大多经已在前年和去年搬去,故应不会在今年因内地疫情而有所增加。他补充:“许多当地工厂已抢去不少地方、产能和工人,故现时才去的厂商可能会谨慎一些。”
目前,越南制造主要仍是比较低端和中低端的环节,九成都是依靠密集劳动力。这是因为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搬厂的成本太高,且设厂和培训工人周期太长。范伟指出:“这不像我们做高尔夫球产品,以打磨招工人为例,培训约一星期便可以上班。”
越南真能取代深圳?
作为熟悉中越两地制造业的过来人,范伟认为越南制造有几个优势:“越南生产的手工类产品水平质量经已完全没问题,工作环境、新建的厂房亦很好,加上大量年青工人,工人亦较稳定。”而且越南人工普遍而言也较乐意加班。
提及工人,范伟表示越南的情况与中国内地南北有别的状况有点相似:“胡志明市及周边的工人确实很积极和活跃,醒目些之余也较易培训;河内等北部地区则较差,因主要是国营工厂。”他指出,北部工人需要凡事说清楚,如需贴标语叫他们不可吐口水、或其他他们需要在厂内注意的事项,南部工人已不需要这样微管理。因此,南部制造业发展较快。
内地环保及安全规管趋严 越南仍较宽阔
另一个优势是政府干预较少。现时内地对消防检查、环境保护,以至工人安全等较严格,疫情下的防疫管控也更多。范伟指出:“以我们的工厂为例,在内地废水类的要求很多,而我们许多工序和工艺都涉及废水或者化学品,故对商人而言,越南在这部份具有很大优势,尤其在早年,近年则也开始变得严厉。”还有社保方面,越南的要求不如内地高,对厂商的负担也就会少一些。
对于我们这些真真正正经历过越南产能变化的中国人,真的会担心它有朝一日取代深圳。
范伟坦言,深圳最大的问题是人工太高,以他的公司两个主要工种工人的薪金比较,越南工人月薪现时大概是2,000到2,500人民币,但东莞则要6,000人民币;另一较高技术的工种,越南人工是4,000多人民币,但中山则要10,000人民币。他表示,在越南制造基本条件已充足的情况下,两地工资差距恐怕只会令更多厂商移师到当地,因此深圳等地也加紧升级转型,引进自动化及机械人来填补工资差距。
内地行家笑称“怕失业” 深圳尚存优势?
对于有人认为越南目前仍只是依赖外资、仅做低端生产,对中国构成不了威胁云云,范伟坦言情况其实并非如此简单。他解释:“越南现时已经做得到包装,有足够的厂房和工人,他们自然有野心更进一步。当局可能会与投资方洽商,既然包装已在越南,不如就在这里建立完整生产线,反正我们也做到不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范伟表示越南从事制造业和工厂的一群相对内地年轻,且有一定远见。他指出,内地现时年轻而辧厂的主要是富二代,拼搏心或未如父辈,“越南则是白手兴家,教育和素养大部份都比较高,而且他们在当地设厂有很多优惠。北部则可能年纪大一些,新开的厂房可能是现有厂商扩建。”
最后就是,越南过去一两年对外开放的程度真的很大,例如当局对外资占比的限制已经转变,其经营模式上的弹性有利吸引更多外资。而且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吸引外资本身是去学习,累积相关经验和技术。近期,三星、苹果等企业转移越南便是一个重要指标,反映越南在电子类生产也在发力,未来或会进一步影响到内地。范伟坦言:“以我十多年相关的工作经验和对国内的了解,再去看越南的发展速度,真的厉害过当年中国的发展速度。”
他补充,这是因为越南有很多现成的范本,如新加坡工业园的模式,他们照办煮碗复制到当地即可,这与中国内地当年情况有所不同。
当年的情况是可能苏州引入新加坡模式,东莞则偏向台湾模式,当中需要有摸索期,但越南现时的做法是哪个好用便用哪个,所有框架一下子经已就绪,省却了不少时间。
“老实说,我见到现时越南的发展情况和我公司转移产能的进程,其实觉得‘真的几恐怖’,我担心未来有机会最终全部产能搬去越南,届时我可能要面临失业了。”范伟笑说。他认为现时唯一有机会扭转这个趋势的是中美贸易战的转变,以及内地疫情的终结,但前者可能性不大。他亦补充,越南方面同样会有所准备,越南政府现时在做很多事去吸引韩国、日本的厂商,提供优惠吸引他们搬更多工序进越南,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会亲自出马到日本拉生意,邀请厂家来越南建立生产或组装线。
诚然,以上的说法虽然未必代表内地制造业的总体看法,惟多少也揭示了中国制造面对的竞争和挑战相信不会少。可幸的是,内地制造业的优势仍在,范伟以深圳为例,指教育水平和电子类生产是一大优势。中国南方是电子类的集散地,产业链完整对相关生产的优势仍大。还有就是生产科技的优势,如深圳的工厂已引入机械人,取代原本对人类伤害较大的工序,这方面内地推进得比较快,亦是目前的优势所在。
近期越南的出口数据远出深圳,引起外界不少关注。对于越南制造业的当前发展,研究越南文化和越寮(老挝)柬(柬埔寨)关系、在多间台湾大学担任越南文讲师的阮氏清金指出:“2014年台湾企业仍只是把越南的工厂当成深圳分公司的卫星制造基地,惟今天许多台商经已在越南扩张厂房和分公司,撤出深圳其实早在进行。”
她认为将中国、越南之间视作“互补而非竞争”的这种假设其实非常的危险。她解释因为趋势是不断变化的,但不断变化的前提是会朝著某个方向前进:“用过去10多年的数据来判断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时一带一路都还没诞生,东盟还没有整合、特朗普还没有上台、新冠肺炎还没有出来,更重要是当时内地没有共同富裕。”
阮氏清金还向记者透露,曾有越南官员私下跟她说国家正在抓紧各种接替中国的机会,“现在有越来越多企业,包含中国企业从深圳转移到越南,这就是我们要赶紧开放的主要原因,越南是互联网数据和电商成长最大的市场,也是辐射东盟的基地,取代深圳是长远目标。”她认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惊人发展步伐,如今正在越南上演,“可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了”。
整体挑战不少…
无可否认,越南近年的发展势头不容忽视,除了近期的出口数据引起内地舆论的关注外,部份制造业业内人士也对当地的工厂刮目相看。越南工业发展的优势在于政治稳定,经济数码化程度和人力资源具有一定基础。虽然制造业仍以低端生产为主,惟全国从事硬体、软体、数码内容及资讯和通讯技术领域的企业共有近3万家,每年收入总额约为1,000亿美元(约7,850亿港元),目前电脑、电子产品及其零件为越南进出口金额最大之货物种类,占越南进出口总额之25%。
此外,越南企业亦已参加许多高科技项目,如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人工智能,或参加协助空中巴士、波音、通用汽车等多家著名集团之数码计划,吸取宝贵之技术及经验。
然而,越南制造业同样面临不少挑战,如工业基础仍处于起始阶段且分布不均。越南的主要运输方式为公路,公路总里程约4.7万公里,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构成主要公路交通网。铁路则总长3,160公里,运行速度低且设施陈旧。这也是近年来越南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原因,当局计划于2030年将现有公路互联网扩张5倍以上。
另外是过多的低端劳工。越南在2001年才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意味目前的工厂工人大多只有小学文化,难以从事技术复杂的工作,这解释了越南主要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的原因。当地成熟的中高层管理人员非常少,许多工厂只能从其他国家派管理人员驻扎当地。
还有配套产业链不健全,且相比中国制造,生产品质仍有差距。目前越南在服装鞋帽、行李箱包、家具、轮胎和太阳能等领域已形成基本完整的中低端产业链,且劳动力价格较中国便宜得多,惟产业链上的很多配套部件需要全球进口。而且,越南的物流能力,包括码头、拖车的工作效率、产能和稳定性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更何况,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越南还缺少具规模的完整产业链,工业的配套升级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
此外,大部分的越南企业均属中小型,不具备竞争力,加上尚未准备好接触新科技,许多企业对于新发展趋势仍然被动,构成发展的障碍。
有望成为“下一个泰国”?
事实上,越南如今承接的产业基本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会对想承接沿海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中国内地内陆省份造成一定影响,惟越南既没有高端制造业,也没有重工业,更无法像中国一样建立全产业链互联网。因此对想要产业升级的中国来说,越南更多的是产业互补关系,实难以撼动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再者,越南的工资和税收优势也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越南的另一个隐忧是,许多迹象早已表明,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因应当前取决于数码化、著重低碳和绿色的生产模式的发展趋势,今后的发展与此前半个世纪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一定将更加艰难。
纵然如此,越南虽无法真正追超深圳,甚或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惟却也有机会成为“下一个泰国”。过去20年,越南的GDP经已翻了八倍以以,人均GDP更由1990年的96美元(约754港元),大幅增加至去年的约3,700美元(约29,044港元)。按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的目标,到2030年,越南要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8,000美元(约14.13万港元);到2045年,成为繁荣稳定的发达国家。观乎越南近年的高速发展,要赶上泰国或许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