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进兵利比亚的另类意图：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

继2020年1月2日土耳其议会以325票对184票通过出兵利比亚的决议后，土耳其政府于1月5日正式派出大军进驻利比亚，以响应民族团结政府在2019年12月底发出的军事援助请求。消息传出后，联合国、美国、俄罗斯都程度不等地表态反对，支持利比亚西部哈夫塔尔（Khalifa Belqasim Haftar）国民军政权的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更是强硬谴责，与土耳其针锋相对。

自从2011年卡达菲（Muammar Mohammed Abu Minyar Gaddafi，1942─2011年）政府崩溃以来，英、法、沙特、埃及等国在利比亚竞相支持自己属意的代理人，使利比亚内战终结遥遥无期。而此时土耳其也加入这场博弈，无疑是让当地乱局更加恶化。不过对土耳其来说，进兵利比亚既有强烈的地缘与经济考虑，更有特殊的历史情怀。毕竟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块失去的北非领土，有“土耳其人之父”之称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年），更曾在彼处奋战防御意大利的入侵。因此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援引奥斯曼帝国与利比亚的历史牵绊、以及凯末尔在利比亚作战负伤的百年往事，用以号召国内支持出兵利比亚的民意时，也就不足为奇。

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利益上，土耳其一直想突破领海狭小的限制。打从1832年希腊独立开始，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上的领土就逐个遭剥夺。尤其在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在爱琴海上的岛屿几乎全割让给希腊，造成土耳其人如一出海就几乎碰上希腊领海的严重限制。为此，希腊和土耳其原本有各自仅主张6海里领海的默契，但希腊从1974年开始就打算扩张领海为12海里，这自然激起土耳其的不满，两国几度为此差点兵戎相见。

也因此，1974年土耳其挥师侵入塞浦路斯扶植土族政府，也是出于突破在地中海进出的居心，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力图改变奥斯曼帝国末年的困境。直到今天，当讨论塞浦路斯分裂问题时，土耳其也不忘抨击希腊限缩自己海洋权益，例如2016年6月土耳其驻联合国临时代办就致书联合国秘书长，主张“东地中海的划界应由所有有关各方根据公平原则通过协议确定，以便不损害其他有关的国家／实体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指责希腊“不过是在重复和声张其无止境的要求而已”。

然而与土耳其素来不睦的希腊不愿轻易顺从，其外交部长科齐阿斯（Nikos Kotzias）于2018年10月卸任后表示想将领海扩大到12海里，立刻引发土耳其以战争相胁的警告。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也强硬地声称“这不是双边议题，安卡拉必须遵守国际法”，并表示“我们必得不放弃任何主权地推进（同土耳其）的实质性对话”，实际上就是打算继续限制土耳其进出地中海的空间。毕竟在希腊来看，整个小亚细亚都曾是东罗马帝国的故土，岂可能在领海领土问题方面，向取代拜占庭文明的土耳其让步？

接着在2019年成立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上，希腊、埃及、约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意大利俱属成员国，土耳其却遭摒除于外，失去开发东地中海所蕴藏的3.5万亿立方米天然气和2.7亿吨石油的权利。且由于塞浦路斯历年来同埃及、黎巴嫩、以色列签署过划分东地中海专属经济区的协议，但拒不承认塞浦路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土耳其，连带否定这些协议，从而损害相关国家的权益，这就导致土耳其的立场在周边国家得不到同情。因此在地缘与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下，逼使土耳其寻找新的突破口，而情势混乱又具有历史联系的利比亚自然成了首选。

2019年11月，土耳其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关于限制海洋管辖权限的谅解备忘录》和《安全和军事合作谅解备忘录》，前者让土耳其得以在利比亚允许下扩张经济海域，后者则允许在利比亚请求下发兵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等同凭借军事手段扶植摇摇欲坠的民族团结政府，用以保障协议的可行性。因此当两国签约的消息传出后，希腊立刻指责非法并驱逐利比亚驻希腊大使。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则得意地表示，未来“如果情况合适”的话，愿意同希腊或埃及等东地中海国家签署类似协议──但除了塞浦路斯之外，这其实就是断绝跟希腊等国继续协商的念头。土耳其副总统奥克塔伊（Fuat Oktay）的话则更直白，渠在2020年1月1日受访时说道：“通过与利比亚签订协议，我们挫败了试图将土耳其封闭在区域海域内的阴谋”；埃尔多安也于1月5日向媒体形容称“把我们囚禁在地中海的计划被打破了”，彰显土耳其汲汲于扫除19世纪以来疆土日蹙的阴霾，重新获得巡弋地中海的荣光与权利。

所以在国家利益与历史屈辱的交织下，土耳其不可避免地重提1911年那场的黎波里保卫战。当时意大利王国将殖民魔掌伸向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领地，结果在攻占沿海后就遭逢激烈抵抗。若非意大利靠优势海军威胁伊斯坦布尔和怂恿巴尔干联盟，逼得奥斯曼签约求和，否则利比亚就不会沦入意大利囊中。因此如今进兵利比亚，对土耳其人来说，实有了却凯末尔未竟之业的特殊使命。

何况自2009年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主张的“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外交政策被厄尔多安延续发扬后，埃尔多安就一直基于土耳其的历史深度与地缘深度来制定对外关系，希冀成为世界性大国。埃尔多安多次讴歌奥斯曼历史上的多名征服者，并将自己创立的正义发展党，定位为继承1071年塞尔柱苏丹阿斯兰（Alp Arslan，1030─1072年）俘虏东罗马皇帝罗曼努斯（Romanos IV Diogenes，1030─1072年）以来千年历史的政党。埃尔多安更以伊斯坦布尔被奥斯曼帝国征服600周年为期，设定“2053展望”、还有“2071千年目标”等发展蓝图，扬言要让土耳其在2071年恢复“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曾经达到的水平”，激励国民称届时“你们将会作为尊贵的公民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于是在这种百年大国梦的激情策励下，土耳其维护地缘与经济利益之举，又染上重振古代威势的民族主义色彩，进兵利比亚便有了回顾传统、推行“新土耳其”模式跃为现代化强国的双重意义。不过就像反对出兵的土耳其资深记者菲克雷特（Fikret Bila）所言，“凯末尔在利比亚服役的史实，并不表明今天派兵利比亚是正确的决定”，毕竟当年利比亚仍属奥斯曼领土，今日利比亚则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结果土耳其如今反而如同英法强权一样，以近似帝国主义的行径介入利比亚内战，以此收回自己在从前因帝国主义失去的权利，不啻是种反讽。所以土耳其这种扩张型的大国梦，何以揭橥以来受到多方抵制或疑虑、甚至被讥称为“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也就不教人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