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博物馆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对“西方”的叩问

7月10日，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宣布废除1934年的内阁法令，终结了圣索菲亚（Hagia Sophia）86年的博物馆岁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随后也签发总统令，恢复了圣索菲亚过往长达482年的清真寺地位。

根据土耳其政府规划，未来的建筑体将划分为礼拜与参观用两区，前者供穆斯林使用，后者将继续向各国游客开放；而恢复清真寺地位后，也将取消博物馆原有的收费机制，未来圣索菲亚将能免费进入。埃尔多安表示，“作为世界的共同遗产，圣索菲亚将以其新地位，用更真诚的方式拥抱所有人。”

然而除了土耳其人与穆斯林外，世界对此事的反应普遍是惊愕多过赞许。建筑体改制，竟能引发国际规模的满城风雨，主因还是其牵涉了西方与土耳其双边的历史主体问题，两相纠结，宛如烈火遇上甘油，引发舆论爆燃。

一切源自1453年

综观此次外界批评，大抵有三大来源，一是教皇、各东正牧首等基督世界领袖；二是与土耳其有过历史情仇的相关国家，例如希腊与塞浦路斯等；三是西方的政治机构与组织，例如美国国务院、俄罗斯外交事务委员会、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而批评的理由，大抵不出横陈百年的历史情结。

圣索菲亚博物馆始建于公元532年，彼时“伊斯坦布尔”尚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位处首都的圣索菲亚不仅是拜占庭建筑典范，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而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灭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因而陷落，圣索菲亚教堂（Church of Hagia Sophia）也改以“阿亚索菲亚大清真寺”之名存世。

而尽管帝国已灭、首都已远，教堂也被加上唤拜塔等伊斯兰元素，成了清真寺，基督世界仍对圣索菲亚怀抱念想。但历经近600年分隔，这份念想早与政治要求脱钩，且不论西方诸国在奥斯曼逐渐站稳脚跟后，便纷纷与其建立外交、商业关系；就连在君士坦丁堡刚陷落不久的1459年，教皇提议发动十字军，基督世界的政治领袖也多冷漠待之，致使提议胎死腹中。

缺乏主体的追念

此外拜占庭灭亡后，帝国的遗产名份随即被各政体瓜分，致使追念的主体驳杂不堪。例如保加利亚在拜占庭尚未灭亡前，便自称罗马正统继承人，更在帝国覆灭后自称“第三罗马”，并以沙皇格勒（Tsargrad）一词称呼伊斯坦布尔；无独有偶，莫斯科也自称第三罗马，为拜占庭继承者，并自保加利亚处袭用了源出恺萨（Caesar）的“沙皇”（Tsar）一词，同时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

然而，渴求继承者名号的并非只有上述政体，奥斯曼苏丹在攻灭拜占庭后，也出于统治需要，自称“罗马的恺萨”（Kayser-i Rum），为拜占庭法统的继承者。上述头衔不仅明载于官方文件，也受当时伊斯坦布尔东正教牧首承认。拜占庭由此成了特殊的精神存在，肉体消亡、灵魂分裂，这般模糊状态直至土俄两大帝国相继崩解才算吿终，拜占庭之魂正式逸散。各国如今对其虽有情结，却缺乏共感，恰如对待伊斯坦布尔与圣索菲亚的尴尬。

伊斯坦布尔虽曾为基督世界大城、帝国首都，但比起宗教角色，首都的色彩向来更为显眼，这也导致其文化地景易受政体氛围影响，除了圣索菲亚的改制外，城中今日林立的清真寺皆为例证。而西方尽管对圣索菲亚有过执念，却也早在拜占庭主体裂解、承认奥斯曼、放弃十字军路线等背景下，逐渐淡忘，甚至在无数文化作品中，将其与伊斯坦布尔共同异国化，作为东方主义的元素之一。

国际此次的对土声讨，过程仍如教皇当年号召十字军般：一阵哄乱，余下便是无所作为的空虚。缺乏主体的追念，让抨击流为空谈，比起1453年的陷落，此次事件反令人忆起1459年的万人响应、一人到场。在西方对土耳其的口诛笔伐中，行伍尽是出自史书的骷髅，但其究竟能对土耳其有多少杀伤力、又到底是拷问了敌人抑或自己，显而易见。

伊斯兰回潮

而对土耳其来说，此次改制，也是一次面向西方的身份叩问。

1922年奥斯曼帝国崩解，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党人以威权之姿掌握了国家机器，强推现代化改革，意欲让土耳其摆脱腐朽的帝国前尘，全盘西化，成为欧洲一份子。于是哈里发制被废，伊斯兰的国教地位也遭取消，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成了立国基础。圣索菲亚便是在这般脉络下，于1934年被改建为博物馆，结束了482年的清真寺岁月。

然而上述去宗教的现代化结构有一巨大天敌：民主改革。凯末尔于二战前夕去世，面对随后的冷战对峙，土耳其选择加入美国与北约阵营，从而被迫服膺西方要求，开放党禁、放宽言论与新闻自由。在此态势下，过往凯末尔以一己权威营造的肃杀氛围开始松动，长年位处边缘的政治势力悄然崛起，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库尔德民族主义，也有沉默已久的伊斯兰。

1996年繁荣党（Welfare Party）上台，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正式崛起，尽管其于一年后便因军人干政而下野，却在埃尔多安等人另起炉灶下，以正义与发展党（AKP）的面貌重归政坛，并自2002年起执政至今。如今的凯末尔党人已难藉军事干政，失势渐成定局。

而随着政治主轴移转，伊斯兰文化也同时回潮，曾经禁止女学生穿戴头巾的大学，如今放眼望去尽是以巾覆发的景象，亲伊斯兰的媒体与频道也有增加趋势。回顾过往，曾是立国基础的世俗化，如今倒像是段尴尬的历史变态期。

解放圣索菲亚象征的历史主体

然而伊斯兰旗帜下裹挟的，并非只有对宗教的向往，更蕴含土耳其的主体更迭。

当年凯末尔军功壮盛、一呼百应，自然举国无人质疑“土耳其应该加入欧洲”的想望。但经过多年接触，土耳其始终被拒欧盟门外，在欧的土耳其移民也不被视为“欧洲人”，关系挫败激化了文化自卑，终令土耳其发生反弹，欲藉过往历史建构自尊与新主体，从而导致了新奥斯曼主义的崛起。

在此视野下，土耳其的“欧洲梦”逐渐溶解，“帝国梦”则方兴未艾，寄托其上的，既有再做伊斯兰领袖的想象，也有经略中东与巴尔干的野心。此一思潮恰逢土耳其经济起飞、阿拉伯世界动乱，受到数倍加成，如今已是构成国家记忆与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在此脉络下，兼具帝国与宗教意义的圣索菲亚，自然被推到了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前西方虽有“解放圣索菲亚”的口号，却细微至极、宛若无声，倒是土国近年共鸣渐强，只是其意欲解放的并非教堂身份，而是清真寺。2015年攻克君士坦堡纪念大典上，已有不少穆斯林在博物馆的广场上举行晨祷；2018年土耳其伊斯兰协会申请在馆内举行礼拜遭拒；2019年埃尔多安公开提出改制圣索菲亚的计划；2020年，最高行政法院终于松开双手，博物馆的封印由此碎裂。

由短期视角观之，埃尔多安此举自有应付选举与经济的民粹考虑；但长远来看，却也足以代表曾被压抑近百年的身份之鸣。如今圣索非亚再成清真寺，土耳其叩问的不仅有前来声讨的西方国家，更有过去，那一心一意“想做西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