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梦不同路 埃尔多安与凯末尔 土耳其历史的异卵双生儿
在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月亮女神阿提密斯是一对孖生兄妹，他们性格迥异，一个是毫无缺点的俊男，另一个是报复心强、残忍的美少女。而曾为古希腊殖民地的安那托利亚（Anatolia），现代历史中亦有一对理念截然不同的强人领袖，他们对土耳其人复兴的梦想虽然一致，但一人是主张世俗化的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另一人则是强调伊斯兰化的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公元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强国签订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这是土耳其人开国以来首次坐在谈判桌上战败一方。
此后二百多年内，这在安那托利亚发迹的帝国，一次又一次被欧洲列强杀败，更得到“欧洲病夫”的外号。期间多任苏丹均想重振帝国声威，实行改革，向屡次击败他们的欧洲人学习，虽然成效不彰，但却为土耳其引入西方思潮，却当地长年陷入西化与否的争论，并持续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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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出现，终于打破僵局。凯末尔与当时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仰慕西方思想，亦受当时风行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他运用在战争得来的政治资本，以国家英雄的身分，推行现代化，最终在1921年废除苏丹及哈里发制度，建立属于土耳其人的土耳其。
凯末尔激进欧化 去宗教化成国家主轴
凯末尔的西化政策来得彻底，他提倡伊斯兰世界此前从未尝过的世俗化。于20年代中，他曾说过一句说话：“我没有宗教信仰，有时我更会将所有宗教沉于海底。”凯末尔企图推动政教分离，但碍于宗教影响力仍然强大，最终只能将政治及宗教分开管理，未能断绝伊斯兰教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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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亦是凯末尔着重的范畴，除了在全国各地开办学校取代宗教教育系统外，他亦决心在文字上动手脚，将带有阿拉伯文、波斯语及突厥语色彩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拉丁化，变成用罗马拼音写成的现代土耳其语。
在一战差点终结邱吉尔政治生涯的土耳其国父的“现代化”政策，还包括生活层面。伊斯兰教义禁酒，然而凯末尔嗜酒，生前最爱前国酒“raki”，就经常与他一起留影，足以展示其世俗化的一面。
凯末尔最终死于好酒者常见的肝病，而他的接班人亦无凯末尔的魄力和远见，使土耳其的“现代化”仍停留在立国之时。此情况持续到埃尔多安上任，却把土耳其引导往另一方向。
埃尔多安成伊斯兰化代言人 逐步推翻“西化”思想
作为土耳其首位民选总统，主张伊斯兰化的埃尔多安，票源大多来自较贫困地区，与凯末尔的精英形象大大不同。埃尔多安上任后亦兑现竞选承诺，使他成为选举中的长胜将军，推行各种伊斯兰化政策。
自幼在伊斯兰学校长大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对伊斯兰教有深厚的感情。酒精是教规中所不容的，于是他推广一种由乳酪制成、不含酒精的饮品“ayran”取代“raki”成为国饮，又称酒精饮料为“一种由上而下，由社会精英推行的激进现代化改革方案之一”，更禁止学校开办调酒课程，对抗凯末尔主义（Kemalism）的意味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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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又企图复兴奥斯曼土耳其语，在2014年将之纳入宗教学校的必修课程，并成为国立世俗学校的选修课程。埃尔多安自2003年上台至今，他认为由于国内大部分古迹甚至墓碑均刻上奥斯曼土耳其语，国家的历史及文明就在这种“古语”中沉睡。埃尔多安当时更明言会不顾反对，推行政策。
另外，埃尔多安又重新竖立不少伊斯兰教的象征。他在首都安卡拉大兴土木，在总统住所内建造了一座能容纳4000人的清真寺，又取消立国时订下的头巾禁令，使伊斯兰色彩重现在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与当初立国目标大相迳庭。
两人代表政治两极？ 还是殊途同归
或许是地理因素使然，土耳其在欧亚交流之间注定会成为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口中的“撕裂国家”（torn country），西化与否的争论仍会继续。但继凯末尔之后，埃尔多安无疑是土耳其最出色的政治人物。他成功将伊斯兰化声音转化成一股无坚不摧的政治力量，近年在西方媒体眼中亦逐渐成为独裁者。
长远而言，凯末尔及埃尔多安之间的分歧或会越来越窄。两人均代表了土耳其人希望重建国家尊严的愿望，无论是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都只是针对现实、寻找出路的做法。而这两名双生儿，虽然各自代表土耳其两个面向，最终同样运用强人魅力推动政策。出自安那托利亚母亲的两个好儿子，还是有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