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之祸】“邪教”暗建影子政府？无远弗届的政经影响力

当新天地大邱教会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集体感染后，韩国民间的“邪教”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近年，韩国发生不少重大事件都与异端教派扯上关系。这是偶发事件，抑或反映了根深柢固的社会问题？在韩国的政经脉络里，邪教的影响力是否比我们想像中更大？

新天地教会教主李万熙在群情汹涌下，为教会成为疫情爆发源头而下跪叩头，代表教友向国民谢罪。不过，细心的记者及网民发现，他下跪时露出的手表，竟是刻有前总统朴槿惠亲笔签名的特制纪念表。由包括朴槿惠曾属“新世界党”（曾易名为自由韩国党）和另外两大政党今年２月合并而成的“未来统合党”回应，李万熙佩戴的是冒牌手表，朴槿惠当年只特制了银色手表，而非李万熙腕上的金色式样手表。网上亦有流出贩卖伪造纪念手表的网站，证明手表是仿制品。但问题是，姑勿论手表是真是假，李万熙戴上青瓦台的官方纪念表款，足以证明教会有意与政府打通关系。

（此为系列报道之二）

财阀以外的重大势力

其实，韩国异教组织影响力的广度及深度远超民众想像，并非大众所理解的高度隐秘“地下组织”，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合法存在，包括以企业或慈善机构等方式营运。自上世纪开始，这些组织的领袖与政商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恍如一个公开的秘密。著名例子是被美国驻韩大使馆以“韩国的*拉斯普丁”（Grigori Rasputin）形容的“永世教”创始人崔太敏、在美国创立《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的“统一教”教主文鲜明、卷入世越号海难的“救援派”教主俞炳彦。

*拉斯普丁：19世纪俄国的神秘主义者，在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对皇室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力，1916年遭皇室及朝廷中人合谋暗杀。

这些组织及其领袖在韩国财阀政治并流的生态下如鱼得水。俞炳彦与前总统全斗焕友好，其家族生意涉猎轮船、地产、食品制造等多个领域，同时利用大额财富，以慈善之名笼络及吸纳信众。文鲜明除了广纳韩国政界中人外，还曾拜访美国前总统尼克逊、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甚至曾前往平壤与金日成讨论两韩家属团聚及经贸事宜。外人实在难以想像，这些韩国宗教领袖的人脉网络及号召力，竟如此无远弗届。

当然，关于这类异教组织与韩国上流权力阶层之间的纠葛，部份是道听途说的阴谋论。不过，这些“邪教论”的威力，有时甚至与韩国公民社会的演变嫁接。在2013至2017年的朴槿惠执政年代，“邪教论”传言在社会舆论掀起千重之浪，亦埋下国家元首陨落的炮弹。

2016年，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好友崔顺实，利用与总统的关系干涉施政，并向商界施压牟取利益，又伺机为其控制的非牟利组织筹募捐款。最终，引发了朴槿惠和崔顺实舞弊及滥权的司法调查。事件激发韩国国内包括首尔、釜山、蔚山等大城市的多场万人示威。经过媒体连日的侦查与报道，舆论亦慢慢将焦点指向崔顺实背后牵连的宗教组织“永世教”。传媒披露，崔顺实之父、“永世教”的创始人崔太敏，与朴槿惠及其父亲朴正熙（1963至1979年担任韩国总统）相识多年。崔氏父女与青瓦台之间难以撇清的关系，令不少人得出“朴槿惠信奉永世教”及“永世教操纵政权”的相关阴谋论。

岂止一笑置之的传说

1953年韩战完结，韩国产业凋零，经济及社会状况有待复苏。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同是军人出身的全斗焕亦在1979年发动政变夺权，并大力镇压民主化运动。经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战争及独裁军阀更替，百废待举，统治者的管治效能及公民充权皆未臻成熟，韩国普罗民众亟需依赖从属群体，相互慰藉，排解情绪。

宗教组织成为最合适的排解方案。信仰成为精神力量，各大宗教在韩国慢慢积累了厚实的信徒基础。除了主流的天主教及新教，各地宗教组织纷纷自立旁枝，“教主”移植基督教、佛教、萨满教等大宗教教义及仪式，茁壮发展成为未被正统教会承认的非主流宗教组织。

1973年，崔太敏在大田市宣化洞开办了“永世戒勅使馆”，后来移至首尔，称组织为“永世教”。据说，当年其信徒约有300人。不过，两年后永世教突然销声匿迹。其时，崔太敏在大韩耶稣教长老会综合总会接受“牧师按手”仪式成为牧师。自此，崔太敏经常与朴槿惠一同出席公众活动。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曾与崔太敏共事的全琦永牧师接受韩国《国民日报》采访时透露，崔太敏曾表示他与朴槿惠是“精神世界的夫妻”。

朴槿惠一直未能厘清她与永世教的关系，舆论更将“邪教论”连系到2014年世越号事件背后的阴谋论。载着400多名韩国安山市檀园高等学校高中生的世越号从仁川港出发不久便发生沉船意外，304名乘客和船员罹难。报道指出，事发七小时后，朴槿惠才亲抵救援中心指挥救援任务，而且在救援“黄金时间”内，政府拒绝民间组织协助搜救。其后，传媒揭发世越号船主是新兴宗教“救援派”的创始人俞炳彦，而且与“永世教”关系密切。最终，种种“证据”引伸成“将世越号死去的人作邪教献祭”的重大阴谋论。这些论述纯属揣测，然而，有关世越号的阴谋论在2016年不断发酵，令朴槿惠的“邪教背景”俨如确凿，导致她的民望进一步下跌，最终难逃下台命运。

无论是当年的“永世教阴谋论”，或今天的“新天地教会播毒风波”，都赤裸裸地揭露韩国异教组织的影响力，并且牢牢扣在政、商、社会环环相依的公共架构之中。不难想像，这些宗教组织在韩国实非区区一笑置之的市井传说而已。

如何分辨“邪教”？过往不少研究宗教的专家学者提出分辨“邪教”的方法，如曾为“统一教”教徒的美国心理学家哈桑（Steve Hassan）致力剖析邪教攫取人心的方式，以下归纳出“邪教”的部份特征：

衣食住行：对教徒的起居生活有严格规范。学习教义及经文占去教徒的大部份时间，并且严厉规范性生活。教徒有时会一起生活，与亲友断绝来往。

资讯控制：大肆宣传教会定调的信念，而且擅于控制消息，歪曲资讯，不容许教徒有独立思考空间。

崇拜对象：教主把自己塑造成神或救世主，宣称只有他才知道宇宙或生命的真相，教徒不能批评教主或教义。

组织架构：隐秘而不完整的组织体系，教徒难以掌握组织的全貌。

信仰自由：教徒不能自行决定加入和离开教会，若教徒希望脱离组织，往往会遭到威迫甚至恐吓。

（仅供参考）

上文节录自第20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30日）《“邪教”暗建影子政府？　无远弗届的政经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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