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健保】民粹式国策没人敢碰　医生护士注定成牺牲品

前文提到，台湾前线医护成为全民健保下的被牺牲的持分者。除了是不相称的薪金计算方式之外，医护人员还面对着怎样的困局？在未来，政府、医界等持分者能够冲破这些困局吗？（此乃《台湾健保》系列专题之三）

全民健保制度有一个本质问题—资源滥用。台湾民众在就医方面很方便，而且价格低廉，几乎全台湾所有医疗场所都是全民健保的“特约场所”。当地虽然不像香港的公立医院般各类非紧急医疗服务动辄要轮候数个月，甚至几年，但在全民健保的惠民制度下，受保人更愿意主动使用医疗服务，难免出现滥用医疗资源的情况（譬如过度频密的体检）。一旦医疗服务遭滥用，自然会加重前线医护人员的负担，延长他们的工时。

纵然累透了　仍拚命学习

多年来，各界一直有参与讨论前线医护的劳工权益在全民健保制度下被牺牲掉的问题，亦有前线医护关注团体提倡将医生纳入台湾《劳动基准法》（简称《劳基法》），保障医生权益。

经过多年讨论，台湾终于落实在今年9月1日开始，把私立医院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规定每四周工时上限为320小时，并享有退休金、特休假等基本劳工权益。是次扩大《劳基法》保障范围，虽然有4,680人受惠，但仅占全台住院医师的约六成，还有2,000多位公立医院住院医师和逾40,000位主治医师被排除在外。实质上，这项《劳基法》涵盖的医师数量只占全体医师一成左右。

当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后，将同步适用“责任制”的*议定工时，确保医生完成手头工作之余，有足够时间休息。不过，行内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许让《劳基法》规定的工时上限难以真正落实。

议定工时：针对前线医生的工种情况，卫福部决定同时适用议定工时于医生行业，将每月上限（320小时）弹性分配，以便医生在紧急情况下弹性上下班。

台湾医生界一直有甚重的“师徒制”观念，大多数医生都有一种刻苦磨练的心态。年资较浅的住院医师平时要在主治医师旁边“跟刀”，本已没多少机会主导医疗过程，若再有工时限制，或进一步削减他们的磨练机会。而这个由学习压力带来的“磨练心态”，亦成为了整个医生团队的普遍观念：资深医生以往经历过“地狱式”的临床训练，新一代医生也应该要“挨过”这种磨练时期。

住院医师虽然累得彻底，却仍想拚命学习，故对限制工时的措施出台感到十分矛盾。曾任职妇产科医生的台湾立法委员林静仪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以前即使连续工作超过52小时，她也愿意接受，因为医生靠的就是经验，做得愈多，诊症时便愈有信心。

理论上，由于住院医师被纳入劳基法，若议定工时到了上限，就算想加班也要下班，以符合法律规定。不过，台湾大学医学院癌医中心医院院长郑安理接受《香港01》访问时坦言，医院只能表面上应付政府的政策，要确保住院医师每月工时不超过320小时，实际操作上有难度。而且，医院内“例不准时下班”的多年习惯，早已成为行业的共识。

“医师这行业，你说你5点要下班，我觉得你应赶快转行，这是根本不能做到的事。我们对病人的责任永远都是最高原则，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的。”

郑安理直言，老一辈的医师完全听不懂“过劳”这个名词，“要知道，住院医师走光，这家医院就垮了，所以医院只能表面上应付政府政策，但有些事情就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把病人丢下，去度你的假呢？这对我们这一辈的医师来说，是不能想像的……你选这一行，你就选择了（工时长）这种生活。”

“医师这个行业，性质不一样，他是在救人命，他无法用工时来计算，只能用责任来计算……医师就是责任，如果医师不用负责任，倒霉的当然是病人。”郑安理说。

民粹式国策　改革阻力大

全民健保是台湾政府在亚洲，甚至全球领风骚的医疗德政，吸引其他国家纷纷前来学习。按照各项大小民调结果，全民健保历年来都是台湾政府施政满意度最高的政策之一。看上去皆大欢喜，但上述提到隐藏在背后的问题，正是全民健保实行多年而一直难以改掉的积弊。

本身是医生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网上节目《政问》接受文化人张铁志专访时，一语道破了健保制度无法大刀阔斧改革的因由。他认为健保制度根本“没人敢去碰”，因为它是一项充满民粹成份的国策。每次的社会福利改革，“放很容易，收很困难”，只要政治人物一讨论，民调就会掉了。市民便会问：你是不是想把这项全民福利拿掉？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后，随即放宽全民健保对于受保人的限制，欠费者也可享有健保权利，进一步实现“全民就医”，这一举动明显是新官上任“冲民调”的必杀技。由此看来，全民健保制度背后存在着难以向外人道的乱象，为何多年来仍然未获正面回应，不言而喻。

上文节录自第16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0日）《借镜台湾全民健保 病有所医 产业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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