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句点的一战 未殆尽的民族主义（下）
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看来不算长，只是亲历过那场战争的士兵或平民基本上都已离开人世，后人如何看待、汲取那段历史教训才是当前要思考的。对当日深陷战争泥沼的国家来说，一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1918年11月11日，这个日子来到今天，还有何意义？
终战百年纪念活动在欧洲此起彼落，巴黎及伦敦的活动尤其盛大。法国是一战的主战场，140万名法军在一战中阵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约80位国家领导人在周末到法国出席纪念活动。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在一周前已开始出席纪念活动，马不停蹄走遍曾是战场的11个省，包括死伤最惨重之一的莫朗日（Morhange）战场，是自戴高乐于1961年途经该处后，首次再有法国总统到访。
此行除了悼念一战，马克龙也“顺道”访问车厂、安老院及出席投资讲座，被视为极具政治目的，落区挽救低迷民望。他在这段时间亦再次呼吁建立欧洲军队，扬言“面对中国、俄罗斯甚至美国，（欧洲）要保护自己”。
相比起来，战败的德国的一战纪念活动相对低调。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与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虽然分别到法国及英国出席纪念活动，德国国内却没有关于一战终战的官方纪念仪式，只有零星的一战相关展览。
对德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不像英国和法国般是迎接和平的日子，一战结束，德国人迎来的是帝国的终结，多年陷入严重通胀、贫穷与饥饿夹杂的困境。虽然停战后德国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崇尚和平与民主的乌托邦时期，然而这一切未能阻止纳粹于1933年崛起，把德国再度扯进杀戮之中。相对而言，土耳其也是一战的战败国，同样经历了奥斯曼帝国崩解及一场独立战争，“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在二战中一直小心翼翼，没有为了报复一战之仇而加入轴心国，恪守中立。
德国历史学家Daniel Schonpflug于新书《A World on Edge》中指出，二战针对犹太的大屠杀及大规模破坏已掩盖了德国其他一切事物，“没有人能把事件单纯地看成是哪个国家战胜，哪个国家战败了。德国是一个按着1945年的败战重塑全套国家政策的国家”——而不是1918年的一战。
的确，作为两场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过去数十年作出深切的反思，为欧洲和平及一体化默默耕耘，在欧盟中与英国和法国担当领头羊。然而，民族主义与极右思潮再起是当今德国最炽热的社会命题，默克尔所属中间偏右的基民盟 ( CDU )在上月底的黑森州（Hesse）地方选举支持度大跌，翌日，领导CDU十八年的默克尔即宣布不再竞逐下月的党魁选举。反观成立仅五年多的极右“另类选择党”（AfD）却跻身德国全数16个州议会，意味德国的反移民及民族主义情绪正全面滋长。
另一个德意志兄弟──奥地利曾是哈布斯堡王朝屹立400年间统治的地方，在战后百年，这里蜕变成了一个繁荣、民主的中欧小国，首都维也纳以最宜居城市见称，犹如一名与世无争的音乐家。民族混居也许是促成奥匈帝国瓦解的原因，今日的奥地利同样有着“民族烦恼”。中间偏右的人民党（ÖVP）胜出了去年的国会选举后，与极右阵营的自由党（FPÖ）共组联合政府，上月底宣布为了“捍卫国家主权”，不会签署联合国提出的“全球移民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及排外情绪持续上升。欧洲人的“默妈妈”预告在数年后退场，进一步撼动欧盟的团结，为欧盟前景加添一分模糊。
无论是胜者或是败者，双方都毁了。每一个皇帝和他们的继承人不是被杀，就是遭人废黜……每一个都失败，每一个都面临打击，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都付诸流水。谁都没有赢到什么……至于从无数个战争日子里活下来的老兵们，无论是带着战胜的桂冠或灾难的音信，都回到了故乡，回到早已陷入祸患的家园。
贡比涅往事警示民族主义复燃
上周六，默克尔和马克龙一同前赴法国贡比涅（Compiègne）的森林，森林里的法国列车餐卡2419D是1918年11月11日法德签署一战停战协议的地方，更具意义的原因是对上一次到“贡比涅列车”（Wagon of Compiègne）的德国总理是希特拉。
不像默克尔般为着和平而去，希特拉在1940年是为着羞辱法国而去的。当时，法国在二战爆发翌年遭德国占领，巴黎沦陷，希特拉选择在同一地点与法国签署和平协议。事后，希特拉还命人把车卡拖回德国，当战俘一样放置在柏林大教堂前示众。后来，车卡于二战中被摧毁，法国列车公司捐出同款的2439D作为终战纪念赠予博物馆，与2419D的残骸并排而放，在战后的日子充当一座和平纪念碑，车卡不再提供红酒炖牛肉，却将战争真相留给世人。
德国《商报》全球版（Handelsblatt Global）总编辑Andreas Kluth借着终战百周年，以《贡比涅协议百年后的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 100 years after Compiègne）为题撰文。他形容，一战停战协议签订的二十二年后，希特拉于同一车卡、同一座位接受法国投降，这像是个没完没了的循环。但事实并非如此，战后的欧洲领袖们展开了一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计划——那就是欧盟。它的中心宗旨正是德法友谊，欧洲议会正好坐落于那个法德交汇城市——斯特拉斯堡。
Kluth认为，默克尔与马克龙一同登上“贡比涅列车”，旨在提醒人们汲取欧洲自相残杀的教训：民族主义、与“我国优先”会导致灾难，多边主义是唯一走向光明的途径。相反，出席终战纪念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却体现对历史的蔑视：新民族主义正在扩散，匈牙利、波兰，以至巴西和菲律宾都躲不过。Kluth扣问，谁还记得萨拉热窝刺杀中的普林西普，“今日谁是普林西普？普林西普在哪？在乌克兰，巴尔干，中东抑或是南海？”
帝国时代已经远去，欧洲大国百年来建立的民主体制，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受到民粹主义、国族主义冲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哪怕只有一个普林西普、一颗子弹，都会擦枪走火？
上文节录于第137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12日）《一战终结百年反思 民族主义幽灵困扰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