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一样的西德学运　由完全服从突变至以极端抗争

在1960年代末，西德蔓延住炽热的反权威情绪，大学生走到街头高声反越战、反独裁。转眼间50年过去，有用拳头抗争的年轻人，走入建制成为绿党党魁，亦有学生领袖中枪后离开西德。当年在示威人群中的比特内（Wolfgang Bittner），如今是76岁老人，但仍觉学运重要，他向《香港01》记者形容那是一段“革命时期”，究竟这段历史为德国带来了甚么？

我们追求一个更和平、公平及合理的国家及社会，呼吁停止越战、抗议美国干预战争。

西德抺不去纳粹党影子

1968年是动荡不稳的一年，示威浪潮席卷美国、法国、西德、捷克和墨西哥，同样掀起反抗情绪，不过西德的学运却有住与别不同的特点。

法国“五月风暴”的学生要颠覆大学以至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美国民众高声疾呼反越战；捷克群众则抵抗苏联势力。西德学生虽然亦反战，追求和平、公平的社会，惟她的纳粹历史令西德学运与众不同。

学生领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妻子格蕾琴（Gretchen Dutschke-Klotz）在1964年到西德修读神学，她向《德国之声》称那一代年轻人“不断挑战上一代人的纳粹过去，令西德（与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一代的年轻人甚至质疑父母未有反思纳粹过去，他们在问父母：在战争时你做了甚么？

政坛亦抺不去纳粹党的影子，在1966至1969年担任总理的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亦是纳粹党前党员。格蕾琴称：“当时纳粹的独裁思维仍然牢牢地扎根在人民的脑海中。普遍上存在完全服从的概念。”

国会通过紧急状态法　学生热情冷却

在1967年，学生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在示威中遭警察枪杀，激起了学生的反抗。西德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发起了各种抗议活动，发言人杜奇克凭政治魅力及领导才能成为瞩目的学运领袖。

到了1968年，示威浪潮达到顶峰。杜奇克4月于街上遭暗杀，头部及肩膀一共中了3枪送院。紧急状态法5月获西德国会通过，扩大了政府及警察权力，当发生自然灾害、暴动或战争时，内阁可有权力在国会反对下通过法例。学生多次示威亦无阻国会通过法案。学生组织期后越见松散，这一波示威浪潮慢慢退却。

而杜奇克受袭后虽大难不死，但在翌年举家搬到英国休养。他中枪11年之后，因枪伤为脑部带来伤害，突然癫痫发作在浴缸淹死。

学运热情尘封于1968年

50年过去，学运热情已不复见，当年追求美好世界的一代年轻人已垂垂老矣。今日德国政坛巨人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想当年仅是一个于东德特姆普灵（Templin）学习俄语的14岁学生，或许她的脑海中，如今只余下零碎片段。政坛换上新脸孔、年轻一代亦无经历过当年学运。今日的德国还能否看到当年带来的改变？

我们现时生活的社会之中，仍保留了当年的成就。

绿党前党魁用拳头、石头抗争　走入权力核心​

学运思潮在政治上带来冲击。绿党前党魁费希尔（Joschka Fischer）是学运的有名的参加者，他由街头抗争走到权力核心，在1998至2005年当上了外交部长兼副总理。他绝不是“和理非非”的支持者，他用拳头与石头抗争，并曾带领70年代左翼激进组织Putzgruppe。费希尔在2001年更被翻旧帐，德国杂志《Stern》刊出他在街头殴打警察的相片，费希尔当时为了这段1970年代的往事要公开道歉。

费希尔认为绿党在1980年诞生，是由学运促使的。在学运期间，反核能、反核武、环保、和平及人权等议题得到重视，而这些正正是绿党关注的核心事件。曾经为左翼恐怖主义组织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成员担当辩护律师的前内政部长席利（Otto Schily）说：“整个左派运动都是失败的，但在改变德国人的集体意识上──则取得成功。”

今日的绿党仍获得一定的支持度，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获8.9%选票。

自学运过后，比特内再不是政治冷感的学生，亦不甘于大学毕业后只能成为一项“有用的工具”，他除了修读法律外，还读了哲学以及社会学，“一个大学学位不应仅传授专业知识，还应包括人文发展”。他除了当上律师、行政人员、护理员之外，还是一名作家，既写儿童故事，又研究国际关系。

比特内认为学运创造了一个新社会，“我们现时生活的社会之中，仍保留了当年的成就。”社会、教育、科学、文化等范畴无一不受影响。

若问当年学运参加者，这场运动有何重要，有人会说新生活渐渐渗入社会。电影制作人兼记者瓦尔拉夫（Günter Wallraff）向《德国之声》指，“社会揭示男女之间存在双重标准的问题、妇女和儿童获得更多权利和自由、学生有更多拥有民主代表权、以及性解放运动──1968年那一代人促使了这一切。”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接受目前的情况，要寻找方法，达致更好及人道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