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专题】死都要讲死　死亡咖啡店其实系讲生存

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2011年在伦敦设立“死亡咖啡店”（Death Cafe）。虽说是咖啡店，其实只是安德伍德家中地库，并由他的母亲苏珊（Susan Barsky Reid）协助举办。苏珊后来回忆，那场试验性的活动，最终成为参加者的宣泄情绪的渠道：“我们准备得很仔细，因为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但其实大家只想有机会去谈论死亡。”
死都要讲死亡，安德伍德看到现代人急切需要一个空间去讨论这件人生大事，他自己也明白，即使谈论过多少关于死亡，大家如他一样会说：“我怕死。”2017年6月，他因急性前骨髓细胞白血病逝世，享年44岁，留下一个未终结的议题。

纵使地球上的人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所有生命都会终结，所有人最后殊途同归；讽刺的是，所有人都有意识的回避谈及死亡议题，这也是不分种族、肤色。澳大利亚非牟利安宁疗护机构Palliative Care Australia行政总监卡拉汉（Liz Callaghan）早前撰文，提倡加强澳大利亚的善终服务，她认为死亡议题在当地来说仍是禁忌，会造成话题终结。

她指出，大部份人认为“死亡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看，这永远是其他人的问题，不是我的，因为我会长生不死”。她认为，我们会计划生育、为宝宝举行派对、做产前检查，但对于自己的身后事却鲜有拨出时间思考。

 　禁忌太多　讨论空间不足

没有空间、不够时间，瑞士社会学家克雷塔（Bernard Crettaz）明白人对于谈论死亡的抗拒后，决定肩负起责任：“将死亡从‘专制的秘密状态’解放出来。”2004年他于瑞士及法国设立死亡咖啡店。

安德伍德则将这个概念发扬光大。安德伍德认为：“拒绝死亡的能量，是推动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引擎。”因此现代社会没有让人自然及舒服地讨论死亡的空间。安德伍德原本在政府机构工作，另在一间临终安养院做义工。后来他放弃高薪厚职，全职经营死亡咖啡店。他说：“有临终安养院，有墓地有丧礼主办人，但都是为将死之人服务，我就尝试提供一种新的空间，是给那些不是将死的人一个机会去谈论死亡。”

他的母亲苏珊解构儿子的想法：“我想他最大的感觉是无助。要帮助这些人他能做的不多，但其实我们只要陪在他们身边就够，只需要一个伴。”

 　场地不要紧　最紧要有蛋糕

自从安德伍德在家中地库举办“临时”死亡咖啡店后，世界各地都有人仿傚这个做法，至今已有4000个临时死亡咖啡店，分布在挪威、美国、新加坡等51个国家，举办的场地可能是在真正的咖啡店、可能是在家中的起居室、可能是学校、可能是医院，通常透过社交媒体宣传。

安德伍德所举办的聚会，由负责协调的义工主导，但聚会不会提供丧亲支援或情绪辅导，安德伍德认为这些服务在其他地方也有，反而是着重增加对死亡关注，以提醒参加者好好过活。这个活动除了食物及饮品，完全不涉及金钱。最重要是蛋糕，安德伍德引述餐饮公司资料，指人们在丧礼上吃得比婚礼上更多。

 　讨论死亡　更容易死亡？

香港01专访密苏里大学家庭及社区医疗部研究专家穆尼（Megan Mooney），她强调死亡咖啡店的出现是为了打破社会的禁忍。她自己主办的死亡咖啡店，也有协助世界各地的人去主办这类活动，当中包括香港。她说，很多主办人都说，说到性不会令你怀孕，说到死亡也不会杀掉你。然而有些民族就是非常迷信，令他们更难谈到死亡。

穆尼分析，死亡咖啡店兴起，是因为婴儿潮一代及年轻一代，婴儿潮一代与他们的父母不同，想要更多不同的照料方式、想要选择，不会单纯的听从医生所建议，对健康及生活有意见；年轻一代也是。这些想法可透过公开谈论死亡等禁忌去实现。

 　举办死亡咖啡店　学习各地文化

她说新加坡的死亡咖啡店初举办时，曾有人以为这种活动是“自杀俱乐部”，不过她认为众多国家中，中国的禁忌最多：“在中国，死亡的禁忌较其他我曾接触的国家都要多，死亡不能在中国社会里公开讨论，反而在其他社会，我们开始看到某些进步。”她提到中国人认为数字“四”不吉利，及不会送钟及朋友等禁忌，她认为这些也很特别。她引述一名香港人的分享，认为中国虽然有很多围绕死亡的禁忌，但随着时代改变，这些禁忌也会慢慢消失。

身为死亡咖啡店的主办人，穆尼自言每次也发现新的事情。她曾感受到人面对死亡时的无助、无处发泄的委屈，但也透过参加者的分享看到更大的世界。

 　死亡的礼物：面对真相的勇气

关于死亡，其实有很多话可以说，由希腊神话中的死神Thanatos，到面对残酷现实的丧亲之痛，由分享别人经历，到谈论自身对死亡恐惧，全部都可以在这里说起。将死亡咖啡店带到全球的安德伍德说：“每次聚会，总有人会说一些令人完全瞠目结舌的话，这就是死亡的礼物：真实。大家只会讲真相。”

神奇的是，谈论死亡，笑声竟比眼泪多；谈论死亡，话题终现化成如何用有限活无限。安德伍德表示，大家多数谈论如何生存，多过如何死亡。“你知道你只剩下若干时间，然后问题就是，那段时间内我做甚么最重要？”他说这因人而异：“所以谈论死亡，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考虑优先次序的终极练习。”

 　以有限活无限

神奇的是，谈论死亡，笑声竟比眼泪多；谈论死亡，话题终演化成如何用有限活无限。安德伍德表示，大家多数谈论如何生存，多过如何死亡。“你知道你只剩下若干时间，然后问题就是，那段时间内我做甚么最重要？”他说这因人而异：“所以谈论死亡，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考虑优先次序的终极练习。”

苏格兰Good Life Good Death Good Grief活动传讯经理Rebecca Paterson也曾主办过死亡咖啡店，她认为谈论死亡百利而无一害：“不单止考虑到自己生命有限，更多是将生命活到最完满，对死亡采取开放态度，代表在家人与自己死亡时，我们可以互想支持，可以创造一个更健康、更愉快的社区。”

英国《卫报》记者塔克（Eleanor Tucker）曾参与一场在爱丁堡举办的死亡咖啡店，与参与活动的莱斯莉（Lesley）谈天。莱斯莉表示自己人们如何谈论死亡很感兴：“有时我想是依赖──在人生最后阶段依赖其他人──谈论这些是禁忌......这就是会发生，没有要羞耻的地方，如果我们谈论更多这种不能避免的情况，起码较容易去计划。”塔克指，其他人也谈论到“在丧礼上喜欢甚么歌？”或“希望如何被记住？”等问题。

不过，多谈论死亡，不代表就不害怕死亡，安德伍德表示最怕想到妻儿过身，自己也怕死。今年中，安德伍德因白血病引发脑出血死亡。母亲苏珊“白头人送黑头人”，直言不认为他儿子的工作对她克服儿子的离世有帮助，但仍会将“死亡咖啡店”的概念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