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过胡锡进吧

7月17日，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个人微博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很多人骂老胡骑墙、和稀泥、叼飞盘、民族主义……但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是不是又‘挺独特的’？这份独特是我的自我坚持，说到底，我做了我自己。”

不知道这段话可否视作胡锡进对自身所承受的争议一次回应和解释，但能确定的是，过去多年以来，胡锡进及其曾长期执掌的《环球时报》在海内外舆论场备受争议，名满天下的同时，谤亦随之。许多人指责他过于民族主义，斗争性太强，是为体制辩解的“胡叼盘”，对于近些年中国舆论场上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负有推波助澜的责任。据笔者的有限观察，不少关心时事的人每当谈起或者点评胡锡进的观点时，总是充满不屑、鄙夷和厌恶，甚至会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来咒骂胡锡进。当然，同样有许多人认可胡锡进，称赞他是顾全大局、夹缝中生存的爱国者。

犹记得多年前笔者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对胡锡进的印象同样不好，认为他总是站在坚硬的“高墙”那边，对弱势一方的“鸡蛋”缺乏关怀和体认，习惯于遮掩问题和粉饰现实，哪怕那时笔者很少看过胡锡进的文章，对他的认知主要来自于道听途说。

后来笔者进入媒体工作，开始见识现实生活和媒体生存环境的复杂、艰难，看到许多人为了流量致富或规避政治风险而挖空心思，许多人在生存压力和政治风险下日渐消声，往日的抱负、家国情怀和批判精神变为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反倒是曾被不少已经消极遁世的人嘲讽、鄙夷的胡锡进一如既往地保持公共言说，甚至从“胡叼盘”变为新公知。尤其是去年底宣布退休后，胡锡进持续关注现实问题，几乎每一个公共事件他都介入发声，且包含更多的底层关怀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常识理性。不论丰县八孩女子事件、疫情防控路径之争、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最近的张学友事件、《星星点灯》歌词改编事件、安倍晋三被刺、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问题，胡锡进都在大胆言说，以至于不少人调侃胡锡进会不会被封号。

当然，比胡锡进的言论更大胆更犀利更有说服力的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嘲讽胡锡进是“胡叼盘”并依然保持公共言说的人，但论影响力、可持续性，比得上胡锡进的人并不多见。这无疑和整体言论环境有关，许多人的日渐消声让持续发声的胡锡进显得格外独特、醒目，哪怕胡锡进的观点未免有和稀泥之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倾向明显。可不能不追问的是，为何整体言论空间一收紧，昔日那些活跃于公共舆论场的人就纷纷选择独善其身？

当然，在收窄的言论空间下独善其身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但越在这样的言论环境下越坚持发声更显难能可贵。胡锡进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观点固然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他的文章依旧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底色，这或许和他的个人经历、认知、所处位置有关。但抛开胡锡进一些争议观点不谈，在许多人选择独善其身的情况下，他坚持发声维护改革开放以来的常识理性，主张开放和包容的言论环境，欢迎舆论监督，反对权力的傲慢和冷漠，反对民粹，主张依法行政，至少说明他有他的底线和坚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宽松包容的言论环境下针砭时弊并不难，难的是在收紧的言论环境下坚持发声。偶尔关心下现实并不难，难的是数十年持续关注现实。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只要能有助于现实的改进，有助于增进人民和国家的福祉，有助于达成正义，那么不论出身、立场、意识形态，都是可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官方和民间，官媒和市场化媒体、自媒体，政府和社会，应该是相互补充而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

“赞美不积极便是错”是一种偏狭思维，“批判不积极便是错”同样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诛心之论。高墙和鸡蛋之间，当然应该同情鸡蛋，多为鸡蛋做实事，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不问是非简单站在鸡蛋一边。高墙和鸡蛋之间从来不是绝对的、恒定的。最重要的不是所处的位置、立场、派别、意识形态，而是在允许或者说安全的范围内有没有守住底线和良知，有没有为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社会而努力，哪怕只是一点点。世间再没有比站在旁边指责他人而自己不用承担风险更容易的事情了。当你急欲对他人口诛笔伐，指责他人的时候，不妨扪心自问若自己身处那样的位置能否做得更好？

社会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许多时候都是充满妥协的循序渐进过程。没有谁能够垄断真理和道义，没有谁能保证自己说的话、写的文章从来不出错。评判一个人要超越自身立场、意识形态的束缚，不能党同伐异，不应求全责备，不能只盯着他说了多少让人难以认同的观点，而要考虑他的经历、认知和所处位置，看看他是否真诚，是否受制于所处环境，以及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是否有他的坚持。

这样说绝不是替胡锡进辩解。正如陶短房在《别了，胡锡进》一文所说：“有人戏称，老胡的‘环时’，主要版面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全世界都想害我们’和‘全世界都在夸我们’的大拼……胡锡进成功地让更多中国普通人有机会‘看世界’、‘谈论世界’，有条件和兴趣谈论国门以外的更多问题，却又通过‘狗血化’和‘金手指化’的常态性操作，让这种对国门以外世界的关注、对境外人物、事件、热点的讨论，自始至终在一种被精心设计、带有其本人浓厚色彩的‘结界’中展开。”

胡锡进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显然已经影响到当下中国舆论场的走向，甚至去年胡锡进和沈逸的争论暴露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内部已经产生相对温和、理性、顾全大局一派与更加激进、强硬、民粹一派的分歧。但与此同时，对于胡锡进这样一个持续坚持发声的媒体人，有不同意见，大可理直气壮地指出、辩论、批判，用“胡叼盘”之类侮辱性词语来咒骂他未免偏狭和刻薄，绝非今天中国所应追求的理性、体面的公共对话形式，既遮蔽问题的复杂性，又是一种简单将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无助于现实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