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城巴致命车祸疑车长疲驾　学者促正视OT设“过劳死线”

女医生留下遗书“无勇气工作下去”、年轻女白领遗言三句不离“做不及”、货柜车司机暴毙⋯⋯这些事件近年不绝于传媒报道，9月下旬的城巴3死30伤车祸，引发外界关注车长工时过长，最终会令公众受害。有学者认为已敲响警号，香港须正视“过劳”问题。香港工时之长称霸全球，所舍弃的是生活、健康，有学者指，何尝又不是社会成本呢？在无“过劳”定义下，积劳成疾而猝死，有劳工界指因一个“疾”字而不受劳工法例保障，无界定又何来案例？当局未就“过劳”研究收集足够数据，有医学专家指，如何进一步推算打工仔面对的“过劳”风险？【过劳死】系列之六（完）

社会学者︰疯狂加班涉社会成本

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曾发表调查，分析死因裁判法庭于2003至2010年度数据，发现整体自杀案件中约有30%为在职人士，达近300宗。总监叶兆辉表示，长工时致无生活平衡，是引致抑郁的主因之一，而港人长期加班，甚至无偿，在职者身心压力都大，“港人出名勤力，加班才是正常，你6时收工是不正常，个城市真的有点问题……日本情况是敲响警钟，希望大家将心比己。”他指过去已有不少研究均反映，加班其实牵涉到社会成本。

常言工作生活平衡，“讲的是8小时返工、8小时在家、8小时休息，本来可以跟家人聊天、放松心情。”但当只能轮回于返工“搏杀”同睡眠，“就算有补水，但社会有好多成本要贴返出来。”叶兆辉指，留一个员工加班，令他牺牲家庭教育时间而引伸子女学业品行问题、其健康变差要去医院、减少在外消费机会等，都是“隐藏成本”，“这些是公司无法代为负担的。”

在职者遗书见端倪

在日本，精神障碍亦可受劳灾保障，部分自杀案件获认定为“过劳死”，案例比比皆是。叶兆辉直言，香港“无案例不代表无发生！”过去有老师、警察、专业人士自杀遗书中，均有表明工作压力大。他认为，日本情况是敲响一个警钟，香港亦须及时关注“过劳”，政府应至少由界定做起。“就好似饮食健康指引般，可以吸收几多钠，工作都是，(界定)一日工时几长就会爆灯。”同时亦可立法监管。叶兆辉感慨，“虽然我们GDP是高，其实是大家摆上很大、很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代价未完全在我们的所谓经济计算上反映到出来。”

经济学者庄太量​︰欧美工时少但GDP​高

中大经济学系副教授、“刘佐德及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亦指，“经济成果是有代价的，这方面要看社会如何对待人命价值……世界上的先进社会，都不见得要长工时，如欧洲、澳大利亚、北美，一星期（工时）好少超过40小时，但他们的GDP都不低，所以香港是否应该改变吓我们的想法？赚钱不一定是用好多劳动力或者好长工时去揾返来。”

他认为，过劳死并非新鲜事，但社会意识不太强，标准工时是解决“补水”问题，“有补水如1.5倍，可能还工作多了。”所以要追求生活工作平衡健康，就需要最高工时立法，两者可以同步做。不过，他料“最高工时”最大阻力可能会来自劳方，“因为香港以服务业及销售为主导，所以愈勤力就有愈高收入。”

珠海学院工商管理系助理教授冼明熹亦认为，最高工时是方法之一，若设工时上限，会令部分打工仔觉得“阻住发达”，他认为，或可借镜英国的“Opt-out Right”退出选择权及日本的“三六协定”，容许雇佣双方协议工时。但他相信，要说服到商界，究竟“过劳”会导致什么疾病，需要大量医学证据，过劳自杀则更备受争议。不过，早前发生的城巴夺命车祸，他认为就已是“社会警号”，反映某部分行业有“过劳”问题，政府最起码应主动提出探讨有关现象，促进劳资沟通，再逐步扩展到更多职种。

劳工界︰无定义　不受保、难索偿

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陈锦康及工联会前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均指，在职猝死个案被当局归纳为“自身疾病”原因，既不受劳工法保障，家属亦难额外承担民事索偿压力，包括诉讼所须的财力及时间。在无界定何谓“过劳死”的大前提下，申请法援有难度，家属亦无力面对败诉压力，相信这亦是香港至今未有案例的原因之一。

邓家彪指，曾协助过的个案，包括入职廿多年的物业管理人士在工作场所自杀，遗书列明因与管理层瓜葛及不堪压力；以及有建立工人在地盘暴毙等，由于在职非意外死亡个案不受保障于《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雇员补偿条例》，通常都是协助家属经过与资方谈判，以一笔赔偿，甚或获支付供养遗孤津贴等条件下和解。

本身亦是大律师的冼明熹表示，香港行普通法，在没有定义下，认为若真要将“过劳死”案件放上法庭作民事索偿是相当困难，“无定义，法例无得跟。”最难是要有强力证明“工作导致过劳，然后过劳导致死亡”的三方“连带关系”，相信未有界定下，除了雇员、雇主之外，“就算是法庭都要摸住石头过河。”相对，日本虽然仍未立法设加班上限，但日本跟随“欧洲大陆法”，即法庭可依“公序良俗”准则，在道德及社会共识的考虑下，已自行将一个月加班80小时视为“过劳死线”。

医学专家︰涉及大数据　界定合适工时是人道

港大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病理系法医科副教授、前政府资深法医马宣立指，按目前文献及外国经验，“过劳死”涉及的是“大数据”研究。他指，目前在医学上要确定“过劳”会致死，仍未有指标，不过不能论断“无医学证据”，已有文献提及，一个人长期长工时会容易疲倦、消化系统不好，工作压力会令血压偏高、失眠，长期之下会令人早些有血管退化、心脏病及中风，亦会影响精神方面如抑郁、自杀倾向等，在不同范畴会知道过劳是会令身体变差，只是未有将所有相关征状综合成一件事去看。

至于仿照日本将心、脑疾病如血管闭塞纳入“过劳死”基准，马宣立相信，会引起医学界及相关持份者争议。若论及立法与否，他认为，当局首先必须收集这些数据，将不同工种工时、每年常见死亡原因、年龄等资料综合研究，会否有什么疾病趋向年轻化，及有无主要遍布在哪类工种，并集合怀疑死者个案资料作分析。

谈到过劳死在香港无讨论、无界定，多位学者均异口同声指，香港已落后太多，须起步去检视过劳现象。警钟已响，还要继续充耳不闻吗？不过他们均不乐观，因为去到今时今日，劳方仍只是好卑微的要求，想取回超时工作应得的报酬，但立法标准工时争议至今未平。

望下个钟、望一眼老板，望望个政府，打工仔有无得选择？“过劳死”在香港仍是一堆“问号”，仍待社会去寻求答案。

上文节录自第92期《香港01》周报（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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