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科幻作家刘宇昆：我其实是史学家　研究的是神话

“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的后裔，不能罔顾历史遗留的包袱。如何矫正过往的不公，令未来的社会更公平，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课之一。”——科幻作家刘宇昆

撰文：陈挚恒 插图：曾永曦

四十出头的刘宇昆（Ken Liu），在科幻文坛无人不识。他的短篇小说曾两度夺得科幻界最高殊荣星云奖，而成名作《手中纸，心中爱》（The Paper Menagerie）更于2012年横扫星云奖、雨果奖和世界奇幻奖，成为史上唯一的“三冠王”。近年他开始转写长篇小说，《蒲公英王朝》（The Dandelion Dynasty）三部曲现时已推出两部，第三部的初稿有望年底完成。适逢《星球大战》新一集《最后绝地武士》即将上映，片商特意邀请刘宇昆为主角天行者（Luke Skywalker） 书写外传， 再次肯定了他的主流地位。

刘宇昆生于中国，11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加州，后来在哈佛读文学和法律。他自认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从来只以英文写作，但和当今“中国科幻”的冒起又有一段渊源。2011年他受友人所托，误打误撞开始把中文科幻故事译成英语，愈译愈多，结果刘慈欣《三体》和郝景芳《北京折叠》译本双双获得雨果奖。去年他把短篇译文结集成书，题为《看不见的星球》（Invisible Planets），成为英语读者了解“中国科幻”的入门必读。于是不少媒体把刘宇昆打造成“中美科幻的桥梁”，他却不以为然，说只是以义工心态回馈科幻圈。

适逢刘宇昆访港出席香港国际文学节，他也爽快答应接受访问。见面当天他一身轻便装束、侃侃而谈，像个二十来岁的研究生，“转数快”得来有着强大的求知欲，谈历史和科研尤其起劲。他说，自己有空便上网追看最新的科学文献，而且必须读原文，因为看媒体报道靠不住。早阵子，他忙着钻研虚拟现实（VR）和比特币的方块链技术，而效率惊人的他，已经就有关题材写成了新的短篇小说，预计下年在MIT Technology Review刊登。

书写丝绸与竹子版的《战争与和平》

刘宇昆写作路看似一帆风顺，问他有什么挫折，他笑说没有，但言谈之间提到他几年来都未能摆脱被标签的命运。一来科幻予人深不可测的感觉，二来他拥有美籍华裔背景、中英文皆通，难免引人争相猜测他是什么底细。但又有多少读者能看到刘宇昆真实的一面？且由他撇弃的三个标签说起。

刘宇昆受访无数，英文和华文媒体不约而同都喜欢问他对“中国科幻”的看法，岂料他原来很抗拒这个标签。刘宇昆当过税务律师，在回答“中国科幻”问题时也带点律师条分缕析的影子。他在《看不见的星球》的序言写道：“任何广泛的文学分类，都包含着一个文化的复杂性和矛盾。简洁的文学分类只会导致广义概括（broad generalizations），或会加重现有的偏见和定型，意义不大。我觉得基于作者个人的身份来研究作品，不要施加预设的期望，反而更有价值。”

“中国科幻”是文化主导的解读，它预设了“中国”甚至“中华文化”某种统一特质，但刘宇昆主张的却是个体化的解读。若要硬把华人作家归类，反而损失了多样性：他举例，陈楸帆写《荒潮》，乍看是典型敌托邦（Dystopia）故事，影射当代社会，但相比马伯庸的讽刺时弊、夏笳的“稀饭科幻”，又有另一番的韵味。当然，科幻作者不能完全抽离身处的文化，但刘宇昆深信，作品的意念是能够驾驭既有的文化想像。

刘宇昆的自家品牌—丝绸朋克（silkpunk）—就是朝这方向探索的文化实验。丝绸朋克名字改自蒸汽朋克（steampunk），他解析道：“蒸汽朋克是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黄铜技术为灵感，而丝绸朋克的灵感则来自东方古典时代。丝绸朋克的技术是基于东亚文化（竹、纸、丝绸）和太平洋航海文化（椰子、羽毛、珊瑚）的有机材料，着重柔韧性、灵活性。”丝绸朋克为刘宇昆独创，其风格在《蒲公英王朝》中最为明显。他打趣说，《蒲公英王朝》是“丝绸与竹子版的《战争与和平》”，以奇幻史诗（epic fantasy）的格局来铺叙一个类似《权力游戏》或《魔戒》的故事。

“丝绸”一词难免沾有浪漫色彩，有异化东方文化之嫌，那怎能确保丝绸朋克不落俗套？刘宇昆认为，要靠丝绸以外的朋克（punk）元素。朋克代表一种颠覆、怀疑的态度，所以《蒲公英王朝》不是要变成中国版的《魔戒》，而是透过故事来质疑所谓“东方”的文化符号，从而作出反思和活化（用刘宇昆的字眼就是reappropriation）。严格来说，《蒲公英王朝》不是说中国，甚至不是说中华文化，而是借东亚文化来作跳板，探讨更个人化、更具知识性的命题。

虚构文学不必游说读者

刘宇昆由2002年开始陆续写短篇小说， 2010年后进入全盛时期，至今共写了130多篇。小说题材并非只限于所谓“硬科幻”，而是包罗万象，从机械人、粒子理论、太空探索，可以延展至语言学、家庭、传统及自由意志等等。刘宇昆道，这百多篇小说好比他累积十多年的学习笔记。他的创作大多是基于他对某些科技或概念的好奇，而他会先行自学，然后以文学为载体来问问题。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想通想透”（thinking things through），意思就是把短篇小说当成思考实验，把一个新奇的概念重头到尾地推敲一遍。

对他而言，推敲是重点、是乐趣，但推敲过后不必有定论。刘宇昆认为，虚构文学的特点就是不需游说读者，可任由他们诠释。这就是刘宇昆不喜欢写敌托邦故事的主因，更坦言对现代的敌托邦文学感到纳闷。刘宇昆翻译过《三体》，对前辈“大刘”敬佩有加，但刘慈欣提出的颇具悲观意味的“黑暗森林法则”，则和刘宇昆的世界观相反。有些敌托邦故事，喜欢一味强调最坏的后果，说教味浓，容易令读者失去想像空间。刘宇昆宁愿以故事情节来表达正反双方的立场，挑战读者的思维方式，然后由他们做出自己的结论。

谈起创作理念，刘宇昆亦弃用了以往“软”或“硬”科幻的标签。他形容自己的拿手招式为“隐喻实物化”，例如《手中纸，心中爱》中的折纸老虎，比喻主角母亲的爱子心切，而刘宇昆就以超现实手法把它写成真的宠物一般。“现时虚构文学仍深受现代主义影响，多数作品都以人物心理出发、务求描写内心世界，但我自己则不太喜欢。其实所有虚构文学的核心结构是隐喻（metaphors），而科幻故事的独特性就是能把隐喻化成实物。故事中的角色本来只能凭空构思，但实体化后，他们就能触摸、移动、甚至把玩这些喻体。”

一旦喻体变成实物，故事情节的可能性自然增多，感情色彩亦随之变得丰富。思考性的小说不等于一味说理，而《手中纸，心中爱》证明了科幻故事也能动之以情。这种写作手法和科幻大师菲利浦．狄克（Philip K. Dick）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宇昆表示，菲利浦．狄克笔下的经典《银翼杀手》正正是利用了“隐喻实物化”：故事表面是探讨人造人，但其实人造人只是喻体，隐喻资本社会中的疏离和焦虑。刘宇昆曾说过，自己写书是以人为本（humanist），从此可见一斑。“其实我偏向强调情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与承诺。我们的道德、政治信念其实都以情感为根，如果单靠理性分析，很容易以‘理性’之名来为歪理辩解。”

最想摆脱“美籍华裔”框框

美籍华裔英文为Chinese-American，两字中间有个突兀的连字号，刘宇昆最讨厌。他认为连字号暗示分裂：“为何大家一谈到我的背景，就以为我心态上、文化上有分裂？我完全感觉不到。”他从不以美籍华裔自居，那我追问，他是什么人？“我第一会说美国人，第二才会说是散居华人群体（Chinese diaspora）的一员。”

在写作生涯早段，刘宇昆曾刻意掩饰自己的华人背景，不写华人题材和角色，但后来发现弄巧反拙。“我一开始害怕被‘华人’二字标签，但原来逃避‘华人’标签，又成了另类的标签。”他最后的答案就是自然而然、专心写自己，如有华人题材不必避忌，但也不必以中华文化作主轴。《手中纸，心中爱》就是一例：主角的母亲是来自中国的“邮购妻子”，到美国后坚持说中文，令美籍华裔儿子感到不耐烦。

外间许多读者把《手中纸，心中爱》视为一般的移民文学，借故事中的母亲来影射中美文化冲突，更有人说是刘宇昆自传式创作。刘宇昆却道：“这种解读错误地假设了故事中的母亲是中国人。其实我想表达她也是美国人，她选择的生活模式也是属于美国人的生活模式。”这就是传统的“美国梦”大熔炉，期盼美国能海纳百川，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都融入社会。但今时今日，美国面对文化保护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擡头，这种大熔炉还行得通吗？

刘宇昆缓缓道，“美国梦”顾名思义是一个神话（myth），更是美国政治体系的核心神话。神话二字没有贬意，反正人类是说故事的动物，所以神话只是一个社会自己跟自己说故事。问题是，这个神话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变？社会上又有哪些人有权力去编写神话？“我大量的短篇小说都是在思考美国梦的演化过程，许多作品都是这个大主题的小变奏。”他最近的长篇《蒲公英王朝》描述一个庞大王国逐渐解体、改朝换代，其实就是提供一块大画布供刘宇昆做有关政治群体的思考实验。一个社会的核心神话，如何能与时并进、兼容并蓄，似乎是世界各大社会急需反思的议题。

特朗普当选一周年，很多美国人认为多元社会幻灭，但刘宇昆依旧以美国人身份自豪。“我不是传统美国白人，也不是传统美国新移民，我就是想在这两个标签之间找到另类的可能。我选择的生活模式到头来也扩阔了美国梦的定义。”我反问，许多美国非白人群体都惊觉丧失政治话语权和解释权，他自以为能谱写神话，是否过分天真？刘宇昆一本正经答：“其他人弄什么排他手段也好，我照旧悠然自得。我说我是美国人，无人有权替我否认。”

我们都是历史的后裔

刘宇昆写科幻，间中总有人叫他预测未来，但他却比较喜欢谈历史，自称是“研究科技的史学家”（historian of technology）。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科技的历史：科技本身中性，只会放大人性的丑陋与光辉，而每次的科研突破都是对人性的新考验，是危亦是机。他曾说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 A Documentary），就正正瞄准科技和历史的交汇点。《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是中篇小说，以仿纪录片形式书写，推想人类发现了一种粒子，能让用家像看电影一样观察历史。故事主角设法使用科技回看二次世界大战日本731部队在满洲的恶行，并为生还者与家属讨回公道。

但什么才算公道，什么才叫历史公义？这就是故事发人深省之处，亦充分表现出刘宇昆文思过人。“我们所有人都是历史的后裔，不能罔顾历史遗留的包袱。我们如何矫正过往的不公，令未来的社会更公平，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课之一。”这不仅是刘宇昆的写作理念，更是他沉淀多年的人生观、世界观。

我的直觉、情感都告诉我，人类必须共同寻求公义。 我们只会得到我们配得的未来。

当然，人类不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而刘宇昆深信历史从没有绝对。“有人说历史是循环，有人说历史是不断前进，我觉得两边都有道理。还不要忘记，历史可以是非常突然的，明天可以毫无先兆就开始核战。但反之亦然：我早几年还想，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遥遥无期，怎知过一会就成事了。”历史无常，唯一的错误答案就是绝望。“绝望你就输了，因为绝望的人结局会一事无成。如果你心怀希望，就算是泡影，起码做过点事。”

2017年的政治和科技，有时候想起来也吓人：政治的丑陋会被科技放大，科技的潜能会被政治糟蹋。在文学节论坛，有讲者说Facebook、Twitter有害人与人沟通，甚至会拖垮民主共识，导致社会分化。刘宇昆微笑回应道，柏拉图当年也害怕“社交媒体”，而他反对的对象叫“书写”。当下读刘宇昆的科幻故事，读者除了欣赏他的想像力，也许还会隐隐感受到他的乐观和自信，仿佛叫读者不要太轻易相信敌托邦。“我的直觉、情感都告诉我，人类必须共同寻求公义。 我们只会得到我们配得的未来（We end up with a future we d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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