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潮】雨果奖得奖作家郝景芳：我喜欢创造新世界，最喜欢写人

“雨果奖”（Hugo Award）是科幻和奇幻小说的最高奖项，自1955年起开始颁发。去年中短篇组得奖者是33岁的北京女作家郝景芳，得奖作品讲北京是一个被折成三个空间的地方。得奖后，郝景芳的书旋迹被大量印刷，书腰上的宣传文案写着“击败Stephen King的华人女作家”，她有点尴尬地说：“这个我控制不了，但Stephen King以前也读不少，也是偶像。”

本想成为科学家的作家

1984年在天津出生的郝景芳是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时并非全职写作，而是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工作，做一些贫穷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小时候因读《十万个为什么》爱上科学，最初的梦想是做一名科学家。她说：“小时候没那么喜欢生活小事，倒是喜欢讨论大的问题。”

高中时读到俄裔美藉作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的作品后爱上写作，曾嬴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并获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当时她仍立志要做科学家，就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亦于清华大学天体物中心完成硕士论文。“初中到高中都喜欢写作，但都是写些小的事情。大学几年却没有再写，直到大四、研究院时才一点点写回来。”郝景芳觉得当时自己的见识和知识都不够，因此读其他书比较多，“所以写作也是长期摸索的过程”。

〈北京折叠〉灵感来自垃圾场

雨果奖得奖作〈北京折叠〉设想未来的北京将会被折成三层，三个空间分别容纳着不同阶层的人。“当时觉得折叠是挺有意思的意象，城市的不同部份可以放出来又收回去，同一个地方也装了几个城市。”第一空间是上流人士，享有早上6点到第二天的完整24小时，第二空间拥有接下来的16小时，而最底层的第三空间只拥有8个小时，以48小时为一个生活周期，时间轮完，大地就会翻转，主角“老刀”正是来自第三空间的底层人物。

北京的城市规划依照着环形公路的建设，有“大七环”之说，七环最远离北京中心，数字愈小则愈接近中心。郝景芳当时住在北京五环，每天要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上课，途中会路过很大的垃圾场，看到很多外地打工者在那里处理垃圾。郝景芳说北京有些政策性的指令，外地的打工者白天必须留在某区，有些车辆不能进入五环，这些城市规范实际上也许与“折叠”无太大差别。“大城市光鲜亮丽背后，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人，但其实他们也是社会的一部份，为社会做着一些东西。”

〈北京折叠〉中，老刀穿过第一空间，犹如进入完全不同的世界那般凶险，由于底层教育设施不足，最穷的家长为让儿子读上书，更要排队。整个设想非常灰暗，却又非常真实，小说以科幻为表，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才是重中之中，也与当初郝景芳转读经济学的原因不谋而合：“去到一些年纪，对社会研究或个体更有感觉。”

郝景芳的小说一点也不硬，没有太多科学知识与复杂结构，写的都是细腻的个体。她说她喜欢做设定，喜欢创造新的世界，但还是最喜欢写具体的人。

得奖前许多人不知道她在写科幻 〈北京折叠〉与1927年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有点相似，描述一个非常割裂及不平等的社会。郝景芳说：“不公平是永恒存在的问题吧，两千年来都是，即使科技有多进步，也未必会缩小，可能更拉大了。”

近年内地有一股科幻潮，雨果奖首位华人得主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卖出超过百万册，英文版销量也有十多万册。郝景芳说这一两年科幻小说好像变得“有点流行”，但在她读书的年代绝对是小众。“当年同学读点言情小说呀，网络小说呀什么的，也有完全不读的，因为看小说的本身就很少，但科幻一直是很小众，在我得到雨果奖之前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我在写科幻小说，但当时我已经写了八九年。”

郝景芳并不同意写科幻有门槛和科学知识的障碍，“但要有学习精神吧，看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基础，有时需要的不是专业知识，因为你放太多专业知识，大家都会跳过不看”。郝景芳说写科幻，设定和逻辑非常重要，想像要建立在逻辑上，“确保逻辑推断要讲得通，把东西解释好才重要”。

对郝景芳来说，写科幻的初衷是因为“可以轻易地建立一个世界”，问到科幻对社会的意义，她说：“给出可能性吧，是what-if的问题，给出想像，让社会发展有可参考的方法。”郝景芳说现在全球都在思考科技的冲击，都在被迫思考像人工智能这些问题。“科技的确是涌过来，但也未去到足以颠覆世界吧，我想暂时很多科技发展都是补充性的，让生活更美好，现实上很多技术离颠覆应该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