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揭中港分隔单亲家庭团聚无期 逾九成受访者有抑郁病症
母亲节本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但一群单亲母亲却未能享受节日带来的快乐，她们只能透过不停延长逗留期限来照顾在港子女。有组织在疫下对这些中港分隔单亲家庭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经济普遍达赤贫程度，逾半受访者的母亲待了十年以上仍未能和孩子团聚，更有九成受访家庭（孩子和母亲）均有轻微至严重抑郁病症。有单亲母亲透露，在绝境下曾因压力过大，想带着子女去自杀，希望政府能正视问题，加速安排香港单亲子女的内地母亲取得单程证来港定居，让她们有机会自力更生照顾孩子。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4月时访问了57名中港分隔单亲家庭儿童，以了解疫情下对儿童和母亲在生活、经济、学习及精神健康上的影响。受访者以中学生为主，逾半都在香港出生，而在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大多亦已来港超过7年。
调查指出，有近六成受访者的父亲已离弃子女，且没有再联络他们。受访者主要由内地母亲独力照顾，母亲则透过不同探亲证件来港照顾他们，当中有一半是持一年多签和四成是持三个月探亲证，均要定期续期。但由于内地母亲有部分特殊情况，例如已和香港配偶离婚、正在办离婚或配偶离世等因素，有73.7%的单程证申请不获内地接受，逾半受访者的母亲等了十年以上仍未能和他们团聚。
84.2%受访家庭依赖领取免费发放食物
这些中港分隔单亲家庭在疫下生活更艰难，以往母亲能偶尔回内地进行兼职或代购作为一种收入来源，惟疫下这些收入全归零。有55.6%的受访者家庭每月主要收入来源为综援，其他则主要为亲友援助、部分家庭有赡养费以及母亲以往储蓄。家庭支出以房租及水电占大部分，日常饮食存在困难。有8成受访母亲在一天只能吃两餐，有7％只吃一餐；84.2%的受访家庭更是需要依赖领取免费发放食物，有七成母亲选择不吃，只让孩子吃饱，更有逾半受访家庭以吃过期食物维生。
逾九成受访家庭有轻微至严重抑郁病症
在受访者的经济困难情况下，调查显示，有8成母亲及4成孩子在生病时也没有看医生。他们普遍因为医疗费用昂贵，无力支付而不敢就医。加上母亲持双程证，在公立医院看医生费用更昂贵（急症门诊收费$1,230，住院费则$5,100）。在孩子学习方面 ，7成受访者因不同因素如无钱买电脑／上网数据／列印等而未能交功课或上课，使部分孩子未能跟上教学进度。这种种因素下，调查使用抑郁症量表去量度受访家庭，揭示逾九成受访家庭（孩子和母亲）均有轻微至严重抑郁病症，更比一般人多出六倍，情况极需要正视。
内地单亲妈妈压力大曾想携儿自尽
与居港丈夫结婚11年的黄小姐育有一名10岁的儿子，黄小姐本已成功在港取得申请单程证资格，惟4年前丈夫突然失踪，其亲人也不知他的去向，令黄小姐顿时失去申请单程证资格。由于不能独留年幼儿子在港，她需要每3个月续期双程证，留港照顾儿子。在现时政策下，持双程证的黄小姐并不能在港工作，在疫情下她亦无法回内地工作，逼使她只能依靠仅有储蓄及综援过活。
黄小姐感到前路茫茫，更曾萌生过带儿子自尽念头，“我个仔有特殊教育需要（过度活跃症及读写障碍），佢情绪爆煲，我都情绪爆煲。真系谂过想揽住个仔去死！”现时，黄小姐仅希望能得获单程证，在香港安居乐业，自力更生，并希望政府正视问题，不要让更多人步她们后尘，感受同样的痛苦，“依家系个政策问题，小朋友无错。政府唔帮，唔知边个可以帮”。
只能依赖吃过期面包度日
另一个分隔单亲家庭母亲付小姐在儿子3岁时，便与居港丈夫离婚。付小姐受疫情影响下，去年9月才回港，本来一家的主要收入依靠她偶尔在内地兼职的工资，以及前夫不定期的小额赡养费。惟在疫情下，付小姐回港后便失去工作的机会，只能依靠积蓄度日。尽管一家生活十分节俭，更以过期面包作主食，但依旧很快花光积蓄，她只能硬着头皮向家人借钱。对于只能让现时14岁正值发育期的孩子吃过期食物度日，她十分内疚，“如果可以，我都想佢可以食好啲，但依家无办法”。
王小姐育有一名13岁的儿子，2年前因丈夫向她提出离婚后，便把她和儿子赶离住所。无处可去之下，她和儿子一度住进庇护中心，现时居于油尖旺区的120呎唐楼，生活开支主要依赖综援及向朋友借钱。王小姐曾尝试向丈夫索取赡养费，但丈夫未有签纸离婚以及一直避开他们。在这个情况下，王小姐渴望能用自己一双手去养活儿子，“我乜都可以做，只要唔犯法。我想要单程证唔系想要咩福利，只系想靠自己能力去照顾小朋友”。
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疫下令这些分隔单亲家庭情况更为艰难。以往协会曾收到200多个的求助，但相信在社会上这些家庭的求助数字远大于这个数据 ，她估计现时有过千分隔单亲家庭在港，情况水深火热。她指出，大多分隔单亲家庭为离婚或丈夫去世，而这些个案并不能纳入每日150个中港家庭团聚单程证名额，他们普遍一等便是十年或以上，但仍未有得到处理。
施丽珊续指，在原有的150个名额中，政府本已处理得缓慢，分隔单亲家庭更需要在母亲65岁时才能获发单程证。她认为这个做法本末倒置，“本身啲妈系想落嚟照顾年幼子女，如果要65岁先有得落嚟，咁有咩用”。她认为中港两地政府均没有政策协助这些分隔单亲家庭，“问大陆𠮶阵就叫你去香港搞，喺香港问又叫你去上面搞，两地政府都协助不力”。她形容，这些分隔单亲妈妈变相沦为“人球”，被两地政府不停“互踢”，促政府应行使酌情权，批准这些有特殊困难的母亲有身份证留港照顾子女，避免他们长期在高压环境下生存，造成不可挽回的社会伦常惨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