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爱国不能空口说白话　治港必须勇敢做实事

202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听取时任特首林郑月娥述职时提出了“爱国者治港”的治理方针。时隔三年，港府作风显然得到改善，但有些地方仍存在进步空间。究竟该如何落实“爱国者治港”，必须从“爱国”二字说起。

来稿：言午

爱国不是空口说白话

很多人都说自己“爱国”，但真正爱国的人并不是那些喊“爱国”喊得最大声，或者在网络平台上最活跃、最激烈的“键盘战士”。真正爱国的人，必须付诸行动，把爱国心化作爱国力，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随时为国捐躯。如果说自己“爱国”就真的是“爱国”，那么著名汉奸汪精卫说一句：“和日本人妥协是为了广大中国同胞的福祉”，那岂不就成为了“爱国者”吗？显然不能。

空口白话是便宜的，真才实干才是正道。高声呐喊“保卫钓鱼台”、“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转个头来却大吃日本寿司，那不叫爱国；口口声声说自己永远是中国人，却又苦苦钻研移民、撤资方案的人，那也不叫爱国；祖国发生天灾人祸时表示深切哀悼，却又一毛不拔的人，那更不叫爱国。简言之，爱国是行动，不是言语。爱国是贵的、爱国是值钱的，更甚，爱国是痛的、是要流血、要牺牲的。做不出以上的人，皆算不上什么“爱国者”。

爱国不是有条件的

其次，爱国不讲权衡利弊，更不能讲经济效益；若然利弊成为了“爱国”与“不爱国”之间的考量，那么爱国就沦为条件性爱国，也就不是爱国了。正如刚才所说，爱国是贵的、爱国是值钱的；有时候，最爱国的方案并不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方案。打个比方，你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把握不少权力和机密。某天，某国情报局向你行贿，为求得到一些机密文件。经一番计算后，你觉得这笔交易利多弊少，因此“受贿”是符合经济效益的行为。然而，爱国之心必将驱使你去拒绝这一笔贿款，原因很简单：爱国不讲求利弊，哪怕这笔交易百利而无一害，你也不应该接受，因为爱国就是爱国，没有别的考虑。

爱国不是盲目附和

除了上述的一切，爱国者必须是一个理性、独立和敢言的人。现在，很多官员在发言时会引用国家主席的话，动不动就搬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维护政策，就连言行举止都竭力模仿国家领导人的风范。然而，官场上并不是谁最像内地官员、谁最会背诵习近平讲话的人就是最爱国的人了。要不然，国家干脆从北京派几个“钦差大臣”南下治港那不就完事了吗？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已经说过政治上不应该搞“清一色”，要多听取各路人民的相反意见。到了1978年，邓小平就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进行批评，强烈反对思想固化、理论僵化。鹦鹉学舌、拾人牙慧那顶多是愚忠，称不上爱国。把内地治理模型原封不动的应用在香港，就如同把北京应对大风雪的措施搬到香港来去应对台风，对国家对香港毫无利益。

“独立”除了涵盖思想独立，更讲求行动独立。简单来说，香港官员必须主动和积极地发掘及解决地区问题，而不是老依靠中央逐步指导。这些年来，香港政府给人的感觉就像个初小学生，哪里有错自己不知道，要老师讲了才懂得解决。房屋短缺、二十三条立法、完善选举制度等问题，哪一次不是中央发起了号召，港府才如梦初醒，糊里糊涂地去执行？如果要真正落实“爱国者治港”，那本港官员就必须摆脱殖民地时代的庸懒态度，用心用力去干。

爱国是勇敢的

最后，爱国者必须是个勇敢、有担当的人。有了《国安法》才爱国的人不叫爱国，叫贪生怕死；遭受外国制裁后才爱国的人也不叫爱国，而是别无选择；“黑暴”过后才爱国的人更不是爱国，而是见风使舵。短短一年的“黑暴”事件，揭露了谁爱国谁不爱国。正所谓“为官避事平生耻”，要是连一点风浪都经不起，在大敌面前那该则么办？投降吗？人民英雄之所以被认定为人民英雄，是因为他们面对敌人的威吓、压迫、折磨甚至残杀依然坚持爱国的信念，香港的官员能做到吗？现在不是叫官员们去当兵打仗，但至少他们要对得住数百万性命换回来的五星红旗，做个勇敢、有担当的中国人。只有在官员们忘却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香港才能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治理原则。

自从李家超上任特首以来，社会逐步回复太平，特区也逐步重回“一国两制”的正确历史轨道上。从好的方面来看，“爱国者治港”的纲领得以实现，港府无论是在国安、民生或教育等范畴都展现出积极的发展。然而，“爱国者治港”的落实并非一朝一夕，如今缓缓的变革措施使人质疑当今改变是否仅限于形式上，而非本质上的改变。现在香港正值“拨乱反正”的时期，经济、民生和教育等领域都百废待兴，怕是不能再等了！我们迫切需要一群坚贞不渝、高瞻远瞩和敢作敢为的治理者来整顿一下香港，带领我们开创历史新篇！

作者言午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法律本科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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